由於禮有因俗製宜的功能和精神威懾的力量，因而在統治者加以利用下，逐漸成為周朝實行其統治的精神力量，也成為人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範。周禮的製定與實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維護社會穩定，協調各階級之間以及同一階級內部各成員之間關係的作用。因此也被後世統治者視為有效治理國家的“百代不易”的靈丹妙藥，在中國曆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國封建帝王加強集權的開始——三公九卿製
三公九卿製是秦始皇建立的中央政府施政機構的政治製度，它以中央官吏三級製為特征。戰國時期，形成了三公九卿的輔政製度，秦滅六國實現統一後，正式確立了三公九卿製。
“三公”與“九卿”之名古已有之，並非秦朝獨創，它們所指的內容也有非常大的變化。
三公在秦及西漢時，是指丞相、太尉和禦史大夫，東漢改稱司馬、司徒和司空。
丞相（後也稱宰相）是輔助皇帝處理全國政務的大臣，後發展為以其為核心的宰輔製度。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曆史中，丞相（或宰相）長期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中國皇權製度的重要輔政大臣，曆史上一些重要的人物如管仲、蘇秦、曹操、諸葛亮等都曾官居此位，直到明朝時才被取消；太尉是輔助皇帝執掌軍權的大臣；禦史大夫是負責監察和協助丞相管理政務的大臣。
九卿包括奉常、郎中令、衛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內史、少府。其職責分別如下：奉常（漢時改為太常）負責掌管宗廟禮儀，下設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醫等；郎中令（漢初改為光祿卿）負責掌管皇帝旨意的傳達與周圍皇宮安全的事宜；衛尉（漢時改為中大夫令）負責掌管宮門守衛；太仆負責掌管宮廷的車馬儀仗，是皇帝的仆從長官；廷尉（漢時曾改名為大理，後複稱廷尉）負責掌管刑罰司法，為最高司法長官；典客（漢初改名為大行令，後改稱大鴻臚）掌管秦王朝統治下的少數民族交往及禮賓接待；宗正（西漢改為宗伯，東漢複稱宗正）負責掌管皇帝宗室事務；治粟內史（漢時改為大農令、大司農）負責掌管各物稅收與國家財政；少府負責掌管山海、池澤的稅收和皇室財產、宮廷用物及涉及皇帝生活的宮禁事務等。
三公九卿製的製定進一步加強了中央集權，雖然三公分管著行政、監察與軍事大權，其中丞相的權力非常大，但在皇帝麵前，三公也隻能無條件地服從，任何事情的最終裁決權還要歸屬於皇帝，他們不過是皇帝在不同領域的代言人罷了。三公之間相互掣肘、限製，一定程度上更凸顯了皇權，使中央集權進一步加強。總而言之，三公九卿製是秦始皇為了限製相權而設的製度，是君權與相權矛盾的產物，也是秦始皇“家天下”思想的產物，他希望通過削弱臣下對自己權威的威脅，使自己的統治地位一勞永逸地傳承給子孫萬代。事實表明，秦始皇的美夢並未實現。盡管如此，三公九卿製對秦漢時期乃至中國後世社會的推動作用還是毋庸置疑的。
封建士人的“獨木橋”
——科舉製
科舉製度是在我國曆史上長期存在的一種選拔人才的製度。它是封建社會知識分子實現理想抱負的平台，也是統治者用來選拔人才的途徑。科舉製度創建於我國隋朝時期，完備於唐朝，經過了宋、元、明、清時期的發展，至清末完成其使命，被新的選拔製度所替代，從而退出了中國曆史的舞台。
魏晉南北朝時期，貌似公正的九品中正製逐漸被一些地方官吏所操縱，成為他們滿足私欲的工具。表麵上是按照人的品級高低來選拔人才，但下層民眾以及出身卑微者的品級被肆意壓低，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麵，一些重要的官職被出身高貴者所壟斷，下層民眾很難進入上流社會。隋朝建立後，九品中正製被廢除，一種新的選拔人才製度應運而生，隋朝政府於是采取了科舉製。科舉製是用考試的方式來選拔人才，這一製度後來逐漸成為我國曆史上長期采用的人才選拔製度。
科舉製度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這是人們長期以來一直詬病科舉製度的主要原因。人們總說科舉製度鉗製了中國的思想，摧殘了中國的文化，極大地製約了社會發展。這種說法至今仍被大多數人所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