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守敬為什麼會受到寧夏人民的懷念
在銀川興慶區唐徠渠大橋旁，聳立著一尊郭守敬全身雕像，他手持測量儀，目視遠處賀蘭山下的塊塊農田、條條水渠、阡陌小道。
郭守敬是元代時著名的水利學家、數學家、天文學家。他用自製的圭表對冬至時刻進行了精密的測定，參考曆史數據，證實了3652425日為精密的歲實數據。歐洲著名的格裏戈裏曆法，也采用這個數值。但他比郭守敬發明和采用的一年的“授時曆”，整整晚了近300年。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元世祖命中書左丞張文謙行省西夏、中興路等，修複瀕河諸渠，命郭守敬從行。《元文類·卷五十》載：“先是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在其中興州者，一名唐徠，長四百裏；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裏。其餘四州，又有正渠十，長各二百裏，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這是元初在郭守敬親自指導下的一次大規模的水利修複，重點是修複疏通舊有渠道。在此基礎上，又開辟新渠。當時因戰亂廢壞淤塞的唐徠渠、漢延渠和秦家渠等，皆修浚疏通，並“更立牌堰，皆複其舊”，“授田種，頒農具”。（《元史》）“牌堰”，即水壩和水閘（鬥門）。水壩和水閘起到了控製水流的作用。壩閘的設計細致，質量堅固，明中期還在繼續使用。直到今天，寧夏人民還普遍采用壩閘節製水量的辦法。從修築水渠到建築水壩水閘，是灌溉史上的一大進步。郭守敬還勘察了自今銀川到內蒙古東勝的黃河河道，根據勘察，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發展黃河漕運的建議。
明慶王朱旃在寧夏享藩多少年
明代寧夏慶王府有行政、軍事兩套建製。朱元璋將二十四子分封到各地，“以同姓製異姓”，鞏固其統治，以為這樣可以“上衛國家，下安生民”。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他封第十六子朱旃（1378—1438）為慶王。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慶王朱旃16歲時就藩寧夏，先居韋州（今寧夏同心縣韋州鎮）。建文三年（公元1401年），徙居寧夏（今銀川市）。慶王負責慶陽、寧夏、延安和綏德等地的軍務，直接管轄的中護衛擁有旗軍5600名。慶王朱旃曆明代六朝，在寧夏享藩45年，卒年61歲。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寧夏，死後葬於今寧夏同心縣韋州鎮東大羅山下周新莊。
朱旃號凝真，天資聰穎，學識廣博，長於詩文、草書。他“天性英敏，問學博洽，長於詩文”，“草書清放馴雅，絕無俗礙，海內傳重，視為拱璧”。（弘治《寧夏新誌》）他的詩詞，多以描繪寧夏景物的風景詩和思鄉的抒情詩為主，也有借景抒情或寓情於景的詩。比如，他描繪明代寧夏景色的七律《月湖夕照》：“萬頃清波映夕陽，晚風時驟漾晴光。暝煙低接漁村近，遠水高連碧漢長。兩兩忘機鷗戲浴，雙雙照水鷺遊翔。北來南客添鄉思，仿佛江南水國鄉。”七律《黃沙古渡》：“黃沙漠漠浩無垠，古渡年來客問津。西望河源天際闊，濁流滾滾自昆侖。”他在寧夏生活40多年，寫下了大量的詩詞，明朝宣德、弘治、嘉靖年間所修的幾部寧夏方誌中，收有他的詩詞30多首。他主持編撰的《宣德寧夏誌》是寧夏留存下來的最早的一部誌書。他編著的詩文集《凝真集》十八卷，《集句閨情》一卷，《文章類選》四十卷，《麗景園記》《夏城詩集》等，當不在少數。
康熙為何事西巡寧夏
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二月初六，時年44歲的康熙帝自北京出發，長途跋涉，曆盡艱辛，於三月二十七日進了寧夏城。康熙西巡寧夏是為了第三次親征噶爾丹叛軍，維護祖國的統一。噶爾丹是居住新疆伊犁河畔的蒙古準噶爾部上層貴族，他勾結沙俄勢力，發動了分裂祖國統一的武裝叛亂。於公元1690年攻入內蒙古烏珠穆沁草原，兵鋒直指北京。康熙遂決定禦駕親征噶爾丹。康熙帝第一次親征，大敗噶爾丹軍，叛軍狼狽逃竄。第二次親征，噶爾丹僅以數騎逃遁。康熙從平叛中認識到，平定噶爾丹當以“寧夏地方最為緊要”，命內大臣郎談等率京營兵增援寧夏，又派要員來寧籌集軍糧草料。第三次親征，康熙審時度勢，運籌帷幄，命大將軍費古揚正麵直搗賊巢，命振武將軍孫克思率陝甘勁兵自甘州合擊，抄其後路。
康熙帝在寧夏城駐蹕18日。在此期間，他除策劃軍務和召見川陝甘寧軍政要員之外，還慰問官兵、察恤陣亡將士、祭河神和閱兵等一係列活動。閏三月十五日，康熙帝離開寧夏，由黃河古渡乘船而下，前去內蒙古白塔（今包頭），為出征平叛的將士送行。四月十五日，在途中得報，叛軍梟首噶爾丹兵敗，服毒自盡，於是康熙下令凱奏還京。
四渠“總龍王”是通智嗎
清朝初年，從寧夏縣（今永寧縣）至石嘴山一帶，是一片河灘荒地，地勢平坦，土地肥沃，尚未開墾。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國舅隆科多視察寧夏後上奏：“臣等驗看寧夏賀蘭山前插漢拖輝壘石嘴子等處，寬闊一百裏，曠野而平，其土地肥潤，子種俱皆發生，其地尚暖，易於引水……”二月，大理寺卿通智等受朝廷所派實地勘察，是年七月動工，經過3年的挖渠整壩，在今永寧縣仁存鄉處用石頭砌五孔正閘一座，又沿渠在渠上架木橋、築洪堤、建橋房、立碑亭，渠道兩旁種垂柳，設寨堡。於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竣工，使昔日的荒灘變成了新灌區。今日之惠農渠由黃河西岸青銅峽總幹渠引水，流經青銅峽、永寧、銀川、賀蘭、平羅、惠農區（原石嘴山），灌溉萬頃良田。
雍正年間，有人向皇帝上書，通智將開挖渠道的功績據為己有，新建的寨堡，如通橋、通貴、通吉、通昌、通伏、通城、通義，全以“通”命名，有圖謀不軌之謙。雍正聽信讒言，傳旨將通智殺死在惠農渠正閘橋頭。據說，行斬時開渠功臣通智屍身不倒，監斬官遂將這一現象奏明皇上，雍正覺得通智被屈殺，遂封他為唐徠渠、漢延渠、大清渠、惠農渠四渠總龍王，並在通智被殺的正閘橋頭建廟塑像，規定每年開渠放水之時，首先要祭奠總龍王，還規定文官到此下轎，武官到此下馬，進廟祭奠，以慰英魂。
馬鴻逵任用帶兵軍官的條件是什麼
寧夏於1929年建省，塞上“土皇帝”馬鴻逵於1933年1月奉蔣介石之命，從河南信陽到寧夏就任省主席；1949年10月14日，從重慶乘飛機逃往台灣。在統治寧夏的17年間，正如他所說：“有兵就有權，有權就有錢。”他統治寧夏後，連年征兵擴軍。從1941年到1948年的8年時間中，共征兵12次之多，還不包括偷偷征兵。所以，他抓兵抓權又抓錢，寧夏人稱馬鴻逵是“三抓”司令主席。
馬鴻逵對寧夏的統治，完全建立在軍事專製的基礎之上。他的新省政府委員們，不是馬鴻逵的家族親屬，就是追隨他多年的僚屬。他的軍隊具有濃厚的私人家庭色彩，以宗法關係為紐帶，成為自己的世襲工具。為了鞏固他的獨裁統治地位，馬鴻逵本人以第十五路軍總指揮兼寧夏省政府主席、國民黨寧夏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集軍、政、黨大權於一身，獨裁專斷，成為塞上“土皇帝”。他到寧夏後，積極擴充整編部隊，他的第十五路軍轄新編第七師，有3個獨立旅和2個騎兵旅，另有特務團、教導團、炮兵營、工兵營，兵力發展到2萬餘人。因馬鴻逵是甘肅河州回民，所以他任用帶兵軍官的條件是“甘、河、馬、回”，即甘肅河州人、姓馬、回族。如他的高級將領馬滕蛟、馬全良、馬寶琳、馬英才、馬光宗、馬如龍等均符合這個條件；他的家族中如馬福壽、馬鴻炳、馬敦厚、馬敦靜、馬敦仁、馬家驊等，既無軍功，也無威望，隻憑血統，就擔任軍長、師長、旅長等要職。馬鴻逵的文職高級官員如馬繼德、馬林兵等也符合這個條件。而外來人員，如羅震、高級參謀孟昭進、張子修、董開祥、王振東、陳樹勳等，先後被排斥他去，棄官離寧。
太子少保董福祥為何被罷官
農民提督董福祥，字星五，漢族，清朝固原毛居士井王朝山人，生於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出身農家，幼年家貧，未能讀書。兒時常與同伴舞刀弄槍，學習征戰，世人奇之。青年時愛好拳技，行俠仗義。
公元1862年，西北回民反清鬥爭爆發，地方官吏製造民族矛盾，社會秩序大亂。董福祥在家鄉組織鄉人，結團自保。公元1864年，與反清回民首領馬化龍聯係，互相聲援共同反清，隨後活動於隴東、陝北一帶，聲勢浩大。後在陝北被左宗棠部劉鬆山擊敗，投降清軍，所部20餘萬人，大部遣散。清廷趁勢利用董福祥部作向導向寧夏進軍，將其精銳收編為“董字三營”，授予其五品軍功，令其“立功自贖”，效忠朝廷。因平叛馬化龍“回亂”有功，擢升都司，進兵河州、西寧，後升遊擊參將。
公元1876年，在左宗棠的指揮下，以“董字三營”為主力軍進軍新疆，收複被阿古柏和沙俄侵占的國土，董福祥因戰功卓著被提升總兵，公元1890年，升喀什提督，至公元1894年奉調入京參加慈禧60壽慶。在新疆征戰戍邊18年，他興修水利，開墾屯田，修築道路，恢複和發展生產，振興經濟，功績卓著，朝野頌揚，史書亦評價其“名重邊陲，功留瀚海”。公元1894年，因甘肅河湟回民再次暴動，清廷任董福祥為甘肅提督，並率師鎮壓，暴動平息後，董福祥被清廷晉太子少保銜，世襲騎都尉。
公元1897年，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劇，清廷調董福祥率甘軍入衛北京，編入北洋軍。其時，京津一帶爆發義和團鬥爭，在人民反侵略鬥爭的推動下，主戰派官吏亦奮起抗擊侵略者。董福祥帶甘軍由南苑“持令箭入城”，作義和團“剿滅洋人”的接應。6月，列強以“保護使館”之名義，紛紛派兵入京，氣焰十分囂張，日本使館書記彬山彬赴火車站接迎日軍，被甘軍殺死於永定門。八國聯軍向北京進犯，董福祥派部阻擊，迫使侵略軍向天津潰逃。此後，侵略軍逼近北京，唯獨董福祥率甘軍血戰抵禦，後聞兩宮出逃，便撤軍追至山西“隨扈”，護駕慈禧。由於護衛有功，得到慈禧和光緒皇帝的賞識。議和中，侵略者提出要嚴懲攻打使館的首要大臣，在幾經交涉下，保全住性命，於1903年董福祥被革職逐回原籍，所率甘軍全部解散。
董福祥返回固原後，先駐蘇家堡，後定居金積堡（今吳忠市），在西臨黃河，北倚秦渠，南與牛首山遙遙相望的地方，購置湖塘，曆時3年，建一府邸，名董府，又稱“宮保府”。並安置部下屯田馬家灘。1908年正月九日，病逝家中，終年69歲。遺囑將其終生積蓄的40萬兩銀上繳國庫，以充軍餉，未留給子孫。他曾對人言：“吾聞子孫賢多財則損其智，遇而多財則益其過，子孫自食其力可耳。”九月，葬於固原南鄉十裏墩官山。同年，建“董少保故裏碑”，立於南鄉官道。
皇甫謐的故裏在哪裏
皇甫謐，幼名靜，字士安，自號玄晏先生。生於東漢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於西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
皇甫謐自幼喪母，過繼給叔父、叔母。叔母非常疼愛他。他生活在三國和兩晉之間，由於家道中落，自幼清貧，貪玩，無心向學，到17歲時，竟“未通史書”。但他對叔母很孝順，叔母對皇甫謐恨鐵不成鋼。一天，她把貪玩的皇甫謐趕出家門，想教訓他。他竟拿著從地裏摘來的瓜果給叔母吃，叔母流著淚對他說：“你快二十歲了，還是‘誌不存教，心不入道’，你要是能刻苦讀書，將來幹了大事，這才算是真孝啊！”這話對他觸動很大，他發誓要悔過自新，白天地裏幹活，夜間讀書，矢誌苦學，一天也不懈怠。40歲時，回到原籍奔喪，從此再未離開故土。他雖身患重病，仍然堅持讀書，“手不輟卷”，“披閱不怠”，被人稱為“書淫”。他不僅久病成良醫，而且總結了魏晉以前醫藥和針灸學領域的成績，吸收了古代醫學名著《素問》《針經》《明堂禮穴針灸治要》的精華，“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並結合自己的臨診經驗，終於編寫出《寒石散論》《巢氏病源》和為後世針灸學樹立了規範的不朽經典巨著《針灸甲乙經》，至今仍被各國醫藥界推崇。
據正史記載，皇甫謐的家庭是西北名門，《晉書》有《皇甫謐傳》稱他是“安定朝那人”。《漢書·地理誌》記載，安定郡是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從原北地郡析出設置的新郡，上隸屬涼州刺史部，下轄21縣，朝那為其屬縣之一。《史記·孝文本紀》載：“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邛。”朝那塞因位於朝那城，是秦長城一處關隘。今固原市彭陽縣境內靠近秦長城的一個鎮叫古城鎮，有一座古城遺址，1979年在此出土西漢初年銅鼎一尊，已被考古界定名為“朝那鼎”。唐《元和郡縣圖誌》載：“百泉縣，西至州九十裏，本漢朝那縣地，故城在今縣西四十五裏。”這裏所說的百泉縣即今彭陽縣，州即原州區，故城即為今彭陽縣古城鎮之古城遺址。《水經注》載：“朝那故城在今平涼縣西北與固原州西南接壤地也。”《通鑒》胡三省注：“漢朝那城在原州花石川。”而古城川亦稱花石川。《寧夏通史》《固原地方誌》《彭陽縣誌》等，均認為今彭陽縣古城鎮境內的古城遺址，就是漢朝那縣治所在，它的管轄範圍應包括今彭陽縣全境和周邊鄰縣的一部分地區。因而，皇甫謐的故裏在今固原境內。（吳忠禮《大話寧夏》）
吉鴻昌主政寧夏是如何加強回漢民族團結的
吉鴻昌（1895—1934），是“九一八”事變後傑出的抗日愛國將領和民族英雄。1971年，周恩來曾在國務院一次會議中說：“吉鴻昌同誌是從舊軍隊轉為共產黨人的，犧牲很英勇，他的事跡可以出書。”
1929年4月13日，馬仲英部經阿拉善左旗翻過賀蘭山撲向寧夏省城，不到1個小時省城被攻下。省主席門致中出南門逃跑。甘肅省主席急令吉鴻昌率部從鎮藩、涼州馳援寧夏。吉鴻昌部於5月22日，在寧夏青銅峽與馬部遭遇，激戰數日，馬仲英潰不成軍，逃向內蒙古。門致中因在寧夏聲名狼藉，不得不辭去省主席一職，由吉鴻昌代理。7月24日，吉鴻昌宣誓就職。吉鴻昌任寧夏主席後，對地方安定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在促進回漢人民團結方麵尤其突出。吉鴻昌兵臨寧夏城下，馬仲英棄城北進之際，大事造謠，說“吉鴻昌見回不留”。不少回民群眾聽信謠言，或逃之夭夭，或扮成漢民裝束，手持煙槍。城裏人心浮動，秩序大亂。吉鴻昌主政寧夏，針對戰亂造成的回漢隔閡，提出“回漢一家，不分彼此”的口號，在安民告示中宣布：“本軍所到之處，隻分良莠，不問回漢。”嚴令部下尊重回族風俗習慣。
吉鴻昌雖不是伊斯蘭教徒，但他祖居河南扶溝呂潭鎮的賈魯河西岸是回民聚居區，他和父親吉鬆茂都曾在清真寺小學讀過書。他對回族風俗習慣頗為了解。他主動邀請阿訇和回族上層人士來省城談心，邀請他們觀看部隊演練。有時還身著回族服裝到清真寺，送去糧油，看望回族群眾。當時，寧夏城鼓樓上曾懸掛他和回族大教主馬進思、馬震武合影放大的照片。寧夏回族群眾親切地叫他“吉回回”。如今寧夏回族中還有珍藏著他當年贈送的大刀和用毛筆簽名的戎裝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