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學一直具有西部情結。抗戰時期，為躲避戰亂，老校長竺可楨帶領全校師生舉校西遷，開始了著名的“文軍長征”，輾轉數千裏，經浙江、江西、湖南等省，到達貴州，於湄潭辦學數年。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教學研究，做出了一大批在當時堪稱一流的科研成果，造就了李政道、蘇步青、談家楨、王淦昌、穀超豪等許多學術名家。當時來訪的英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博士對此深感震驚，稱浙大為“東方劍橋”，電影“流亡大學”反映的就是這一曆程。正因為有這樣的曆史經曆，浙江大學對患難中給予學校無私支持的沿途各地、特別是貴州人民懷有深深的感恩之情，總希望有所報答。
在教育部組織的省校合作項目中，浙大一直積極參與對貴州、雲南、新疆等地有關院校的支持項目。浙江大學MPA自開辦之初就服務於西部發展，2001年、2002年、2004年分別從貴州省招收34、19和21名學生，至今已有65人畢業並獲得學位。因此，我校與西部合作具有堅實的基礎，學校對涉及西部的項目也特別重視。
浙江大學MPA的西部服務得到國家和學校的高度重視，2006年由原國務院西部辦和浙江大學聯合資助，共同開辦“浙江大學MPA西部彩虹班”。全國政協常委、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原國務院西開辦副主任王金祥同誌和原國務院西開辦副主任曹玉書同誌多次來到浙江大學參加開學典禮並指導辦學工作。
浙江大學開設“MPA西部彩虹班”除了曆史情結外，更主要的是基於以下三個方麵的現實考慮。
1.在區域協調發展的研究中，深感西部公共管理人才培養的重要性。縮小東西部差距、促進東中西三大地帶協調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出身於西部的著名學者鄒東濤教授曾指出：“改革滯後、體製落後，發展舉措往往比東部‘慢三拍’，這是影響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而這種瓶頸又源於“觀念瓶頸”，打破這種瓶頸的關鍵在於引入新的要素，培養大批具有新思維、新觀念、具有創新意識和改革精神的人才，特別是能推動體製創新、政策創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對此，與西部地區有深厚曆史淵源的浙江大學應該積極發揮作用。
2.在東西部互動過程中，深感推動西部政府創新、公共管理創新的緊迫性。西部大開發實施以來，浙江有大批企業到西部投資創業，東西部人才、信息、資金流動更為頻繁。從我們對浙江企業“走出去”的研究中感到，西部地區政府創新、公共服務方麵的問題比東部更大，東部的一些先進經驗可以、也應該在西部得到借鑒和應用。作為地處東部的全國重點高校，浙江大學應該有所作為。
3.在公共政策領域，深感研究西部、深入了解西部地區問題的重要性。區域差異大是中國特色，如果隻了解所在地區的情況，而不具備全局視野和不同區域的完整信息，在公共管理的研究，特別是重大政策課題的研究中，就很難有發言權。開辦西部MPA彩虹班，有助於我們這些公共政策的研究者和來自東部的MPA學生更好地了解西部、了解全國、擴展視野、拓展研究領域、提升公共政策研究的質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