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領導請求一個助手幫忙，這怎麼好推辭呢？
這裏有一個背景，那時正是1953年，從北京刮下了一陣風，要批教條主義。
軍事學院的一些學員們也紛紛向學校提意見，要批判照搬蘇聯一套的教條主義。
所以這次講課更具有很大的風險。
第二天，陶漢章拿著《斯大林軍事科學的優越性》講稿走進坐滿了高級領導的課堂時，眼睛不禁濕潤了。劉伯承早已坐在講台的一側微笑地望著他。開課的鈴聲響後，劉伯承還過來給陶漢章倒了一杯水，輕聲說：“你就像在前台演戲一樣，我在後麵給你‘把風’！如果他們提問題，你不要回答，我來回答。”
後來劉伯承果真挨了批，在軍委擴大會上流著淚作檢討。陶漢章當然也未能幸免於難，他成了搞教條主義的黑幹將。這也是陶漢章將軍20多年沒有寫東西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坐著轎子參加革命
1933年冬，在一條通往湘贛邊區的崎嶇山路上，行進著一頂慢慢悠悠的轎子。轎子裏坐著一位穿長袍、戴禮帽的先生，麵孔白淨，眉清目秀。
他，就是前往投奔紅軍的青年陶漢章。
“我是坐著轎子來參加革命的，”陶漢章將軍告訴我，“這在當時的根據地可成了大新聞啦！”
我們知道紅軍隊伍中大多是工農分子，他們都是赤著腳來參加革命的，而陶漢章卻坐著轎子來參加革命，這放在現在也是新聞。近年來，我采訪了100多位老將軍，這還是第一次聽說。
“所以任弼時政委很重視，他當天就接見了我，”陶漢章將軍繼續回憶，“任弼時告訴我，知識分子要工農化，要準備吃苦，要準備打仗。”
將軍出生在五代書香世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親當過江西國民議會議長。
本來他完全可以在家過富足安穩的生活，但他不願在家裏“舞文弄墨”，偏要到紅軍隊伍中去“舞刀弄槍”。
到了紅軍隊伍後，他沒想到事與願違。一心想“舞刀弄槍”的他卻唱起了“舞文弄墨”的角色：湘贛軍區紅軍學校教員、主任教員，湘鄂川軍區紅軍學校教務主任、軍事總教；慶陽步校隊長兼教員；抗日軍政大學第二分校教育科長、訓練部副部長；晉察冀軍區軍政幹部學校副教育長，華北軍政大學教育長……陶漢章“舞文弄墨”還真弄出了名堂來。他在從事軍隊教育工作中先後編著的七本書都走向了戰場，在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正因為“舞文弄墨”，使他的“成分”老被打入另冊，一有什麼運動，便首當其衝地挨衝擊。
“文化大革命”中，陶漢章將軍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身陷囹圄。1971年平反出獄，那天正好過重陽節，老將軍有感而發，揮筆寫了一首詩：
幾度重陽幾度秋，壯士暮年心悠悠。
願挑重擔肩重任，自愧無功著輕裘。
盛世伯樂應常有，度外滄桑任去留。
讀罷馬列出書塾，輕帆穩舵泛中流。
不知怎麼這首詩傳到了葉劍英元帥那兒。葉帥讀著讀著笑了，他說：“詩是好詩，就是有點牢騷。”
1993年初，在葉帥的推薦下，陶漢章將軍被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任副校長，繼任軍事學院副院長、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