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以上記載裏，我們可以發現張魯政權的統治手法的與眾不同之處。張魯政權采用的是宗教的組織形式，用教化來解決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並統一社會規範。這種管理方式在古代的中國社會可謂絕無僅有，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也受到了漢中、巴郡地區百姓的廣泛認同和歡迎。
其次，張魯創建義舍，為饑民供應米肉，這為漢末苦不堪言的百姓提供了解決溫飽問題的方法。這樣一來，張魯及其宗教政權在民間的威望也就越來越高。
第三，張魯以仁政治理巴郡、漢中地區。“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這在戰火紛飛、視生命如草芥的漢末社會無疑是一項創舉，這種措施自然也會得到廣大百姓的擁護。
總之，張魯采用的獨特的政教合一的統治方式，成效是非常巨大的。《水經·沔水注》中說：“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三國誌·張魯傳》說：“漢川之民，戶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麵險固。”這種穩定的局麵，也為外地流民的湧入創造了條件。“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穀奔之者數萬家”，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麵證明了張魯政權的治理效果。
漢中之戰
就在張魯苦心經營巴漢、閉關自守之時，漢末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原本被人忽略的漢中地區，逐漸成為了各大政治、軍事集團爭奪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張魯政權麵臨的空前的危險也在日益臨近。
經過官渡之戰、赤壁之戰以後，中原形勢日益明朗。曹操集團占據了中國的北方，孫權集團擁有了江東地區，劉備集團也於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占領了劉璋控製的益州，三分天下的大局初定。這時張魯所盤踞的漢中地區就自然成為曹操、劉備集團爭奪的主要目標。劉備手下的謀士就曾經提醒諸葛亮：“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這就足以說明漢中對於立足未穩的蜀漢政權的重要性。而曹操集團則早在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開始就已經在打著漢中地區的注意。曹操在集中力量消滅了盤踞在涼州的韓遂集團、馬超集團之後，於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開始，對張魯集團進行攻擊。漢中之戰正式開打。結果第一仗打下來就變成了一場亂戰，其過程充滿了戲劇性。
據《三國誌》諸傳及其注引的資料記載，這場戰爭的過程是這樣的：張魯的弟弟張衛率領楊昂、楊任等人在陽平關一帶駐紮。曹操大軍與之交戰不利，而且糧食供應出現問題，因此曹操打算退軍。但是在撤軍的過程之中，夏侯惇、許褚的軍隊深夜迷路，誤闖了張衛的大營（也有記載說是有數千野麋闖入）。而張衛的軍隊又誤以為是曹軍主力發動奇襲，一時間陣腳大亂，曹軍乘亂奪取了陽平關，打通了進軍漢中的通道。
此仗結束之後，漢中門戶大開，不得已張魯隻得向巴中地區撤退。臨走之前，張魯的手下建議張魯將南鄭倉庫中的物資全部燒毀，遭到張魯的拒絕。同時張魯也拒絕了功曹閻圃投降劉備的建議。在《華陽國誌·漢中誌》中記載了張魯說的這句名言：“寧為曹公作奴，不為劉備上客。”這兩個舉動表明，張魯一早就做好了投降曹操的打算。
曹操進入南鄭之後，對張魯的做法心領神會。不久，曹操就派遣使者前往巴中勸降，而張魯也順勢投降了曹操，漢中之戰宣告結束，“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的張魯政權從此煙消雲散。
張魯集團最後的滅亡，是有其必然性的。和劉璋集團的結局一樣，在漢末局勢日趨明朗的形勢下，像張魯之類偏安一隅的割據勢力，無論如何努力以求自保，但終因勢力稍遜，終將為其他強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所吞並。
尾聲
張魯集團在巴漢地區生存了近30年時間，有著複雜的時代背景。在此其間，張魯利用宗教的組織形式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不但對巴中地區的發展做出了一定貢獻，而且對於積極推廣中國早期的民族宗教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張魯集團消亡之後，張魯及其家人、信眾被遷居至中原地區，並使五鬥米教從地方性宗教轉變為全國性宗教。經過數千年的發展演變，由五鬥米教轉變而成的道教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廣為流傳的民族宗教。道教的思想也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