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張魯在巴郡、漢中地位的日益鞏固，益州卻因為劉焉病逝引起了政局的動蕩。張魯逐漸開始不再聽命於剛剛上任的劉璋，於是出現了“（劉璋）既襲焉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為讎敵”局麵的產生。之後，劉璋又派遣巴西太守龐羲進攻張魯。而張魯則是聯合杜濩、樸胡、袁約等少數民族的頭領進行對抗，同時張魯還同一些益州邊境地區的地方豪強交好，目的也是為了進一步牽製劉璋的力量。《三國誌·劉封傳》注引《魏略》中“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眾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這種緊張關係直到到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劉備入川之時仍在延續。從雙方的攻守態勢來看，劉璋基本處於守勢，而張魯則處於有利的進攻狀態。迫於無奈，劉璋之後隻好邀請荊州的劉備入川進行抵禦。這一切都說明了張魯對於漢中南部邊境安全的保護所做的努力還是比較成功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張魯還利用了劉備與劉璋之間的微妙關係，一度主動向劉備伸出橄欖枝。《三國誌·霍峻傳》中說：“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雖然張魯不懷好意，但是主動聯絡劉備，其目的主要還是為了自身的安全。
除了穩定自己的南部之外，張魯還在北部地區進行了一係列的動作，企圖進一步攪亂與之毗鄰的涼州及隴右地區的局勢，為自己的割據消除外來的強大壓力。《三國誌·楊阜傳》中說：“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張魯協助馬超，問題出在曹操的身上。獻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打著進攻漢中的旗號進軍隴右地區，從而與韓遂、馬超等涼州割據勢力爆發激戰。曹操的行動不但激起了涼州割據勢力的強烈反抗，而且也給遠在漢中地區的張魯集團敲響了警鍾。因此，如何為以後曹操集團的進攻未雨綢繆做好先期準備成為張魯集團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張魯出兵協助馬超集團，目的就是為了在涼州及隴右地區製造混亂，並扶植馬超集團與曹操集團形成長期割據之勢，為自身的安全提供一個戰略緩衝地帶。也正是出於這個目的，在馬超集團被趕出涼州地區之後，張魯收留了馬超集團殘部，企圖利用馬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的特點，繼續在涼州地區為曹操集團增添麻煩，打亂曹操進攻漢中的軍事部署。
除了對抗劉璋、曹操，保證疆域安全之外，張魯對其他割據勢力對漢中的襲擾采取了堅決打擊的手段。《三國誌·呂岱傳》注引《吳書》中就曾經記載了孫權集團對張魯采取的一次軍事行動：“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寋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召岱還。”
客觀地說，張魯對於穩定巴郡、漢中外部局勢所做的種種努力還是比較成功的，這也為他從容不迫地治理巴郡及漢中地區提供了相對安全的外部條件，因此，張魯統治巴郡、漢中地區之時，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政教合一的割據政權。
政教合一
張魯對於巴郡、漢中的統治，方式非常特殊，既與同期的劉表、劉璋、袁紹集團依靠世家大族維係統治的方法大相徑庭，也與公孫瓚、公孫度集團依靠武力鎮壓的手段完全不同。張魯利用的，是在漢代就已經在中華大地發源並流傳的早期道教的組織形式和教義，並通過這種方式維持了自己在巴郡、漢中地區數十年的統治。
張魯統治巴郡、漢中的管理方式，在《三國誌·張魯傳》及其注引《典略》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裏有必要全文進行引用。首先是《三國誌·張魯傳》的記載：
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縣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典略》中的記載是：
加施靜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為奸令。為鬼吏，主為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鬥以為常，故號曰五鬥米師……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殺；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