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君行徑
崇禎帝以一己之力除掉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他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並進而一意孤行，一旦敗之，就文過飾非，拉過大臣當替罪羊，僥幸成之，則愈發自負，越陷越深。
陳新甲一案就充分體現了崇禎帝的虛偽、昏庸和冷酷無情。鬆錦失守之後，崇禎便想和清軍議和，以便專心對付起義軍。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皇帝籌劃講和。一日，崇禎派親信又送一道親筆詔書給陳新甲，催他盡快設法議和。陳新甲不在家，那人便將密詔留在了書案上，陳家的書童誤以為是普通的《塘報》（各省駐京人員所抄錄的一般性上諭與奏章），就拿出去交給各部門傳抄。這樣一來，皇帝暗中主持和議的事就公開了出來，群臣嘩然，立刻上奏章反對。崇禎帝無法抵賴，惱怒之餘下旨：陳新甲著即斬決。理由是流寇破城，害死皇帝的親藩（李自成破開封，烹殺福王），兵部尚書應負全責。
被崇禎帝冤殺的大臣絕不止陳新甲一人，而且往往是幹正事的被殺，不幹正事的下場還好一點。一代名將袁崇煥是明朝後期最有能力、最忠君愛國的大臣，而他的結局也是最淒慘的。冤殺袁崇煥是崇禎帝犯下的最嚴重、最不可饒恕的錯誤。
當初，崇禎帝是非常信任袁崇煥的，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禦史，將整個對金（即後金，清朝前身）防務都交給了他。袁崇煥也沒有辜負皇帝的期望，打了很多漂亮仗，致使明朝的勁敵努爾哈赤在寧錦兵敗後連傷帶病鬱鬱而死。
公元1629年十月，皇太極率領幾十萬後金軍繞道直撲明朝都城北京。鎮守遼西的袁崇煥得到情報，立即率領明軍趕到北京，與敵展開激戰。此時，魏忠賢的餘黨散布謠言，說後金兵繞道進京完全是袁崇煥引進來的。皇太極也利用在北京城下俘虜的兩個太監陷害袁崇煥，他在軍營中廣泛散布與袁督師有約在先的謠言，並故意讓那兩個太監聽到，然後放了他們。這兩個太監回到宮中便把聽到的秘密消息報告給了崇禎帝，昏庸的崇禎帝竟然深信不疑，立即下令逮捕了袁崇煥。兩個月後，後金軍隊撤走，崇禎帝下令將袁崇煥淩遲處死，從而自毀長城，導致明朝敗局一發而不可收。
■暴君手段
崇禎帝1627年即位，次年改元崇禎。就在崇禎元年，陝西北部爆發了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一時間波詭雲譎，風起浪湧，大明王朝疲於應付，回 天乏力，除了內患，還有萬曆以來長期存在的外憂：後金汗國的不斷侵擾。
在這樣的嚴峻形勢下，軍事領導特別是兵部尚書的職位就凸顯出來，變得異常重要，同時也尤其難當，而崇禎帝喜怒無常，動則委過與人的性格更使將領尚書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崇禎帝暴君的一麵在此也顯露無遺。據說崇禎朝任兵部尚書或掛兵部尚書銜的先後近二十人中，除盧象升殉國，洪承疇降清外，竟全部先後死於崇禎的旨意。其中雖有幾個該死之人，但往往是功勞越大，死得越慘，令忠臣心冷，叫敵人拍手稱快。
崇禎帝最殘忍、最嗜血的行為就是以淩遲殺害了一代名將袁崇煥。淩遲，就是俗語中的千刀萬剮，是曆史上最最殘酷的刑罰。僅此一案就足以把崇禎帝釘在暴君的恥辱柱上。
崇禎帝的殘忍在明朝滅亡的最後時刻又一次暴露出來。1644年三月，李自成的起義軍攻入北京城。大勢已去的崇禎帝送走三個皇子後，下令皇後和所有的妃嬪統統自裁，自己提著劍發瘋似的四處亂砍。在砍死幾個妃嬪後，他來到了長平公主居住的壽寧宮，一邊聲嘶力竭地大喊：“你為何生在帝王之家！”，一邊揮劍砍下，長平公主頓時血流如注，倒在血泊之中。之後，崇禎帝又去昭仁殿殺死了昭仁公主。
■庸君形狀
崇禎帝並不是不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沒有足夠的治理國家的能力，猶如小學生沒有寫出博士論文的能力一樣。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於自己明智的措施，但發脾氣的時候也不可理喻。他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有動聽的掩飾，絕不尋求更正，卻渴望他的部下歌頌他英明。
崇禎帝深知宦官的弊害，所以當權後立即把閹黨清除。但他不久就發現隻有宦官最忠貞，於是一切恢複原狀，而且更變本加厲，大量的派出“監視宦官”到各軍區，各重要城市去監視主管首長，這種行徑完全是他剛剛撤銷的監軍製度的複活。
雖然崇禎帝自認“非亡國之君”，但麵對已成燎原之勢的農民起義軍和強悍好戰的關外鐵騎，卻束手無策，無力招架，隻有仰天長歎，痛哭流涕的份兒，完全是一副庸君的模樣，當年剿除魏閹集團時的沉穩老練，冷靜自信都跑到爪哇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