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之後，魯國大亂，孔子被迫到齊國去當了高昭子的家臣，期待著以此作為跳板來與齊景公交往，從而完成自己“治國平天下”的偉大理想。“聞《韶樂》而三月不知肉味”就發生在這個時期。
齊景公對孔子仍然保持著先前的興趣，曾經兩次向他問政。第一次孔子說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番話，第二次孔子提出了“政在節財”的理論，齊景公聽了都非常高興，就打算給孔子以封賞，這時，晏子說話了。
晏子的口才果然不同一般，一口氣指出了孔子的四個“不可”：一是“滑稽而不可規法”；二是“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三是“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四是“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這四條雖然並非句句真理，但大多言之成理。
在這四個“不可”之後，晏子還著重批評了孔子的“禮”，他說如果這樣繁瑣地規定尊卑上下的禮儀、舉手投足的節度，花上一年的時間也學不完孔子所提倡的禮樂，學上一輩子也搞不清楚其中的那些所謂學問。用這一套理論來改造齊國的習俗，引導齊國的百姓，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最後，齊景公認可了晏子的說法，就對孔子隻是以厚禮相待而不加以冊封，會見孔子時隻表示尊敬而不向他請教，孔子在追求理想的路上又一次碰了壁，隻好找個合適的機會返回了魯國。
孔子和晏子的第三次見麵不但充滿火藥味，而且彌漫著血腥之氣。這次見麵時間應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孔子五十出頭，到了知天命之年，而晏子已經年近耄耋，垂垂老矣。會麵的地點是在齊國王宮的大殿之上。
當時，孔子是作為魯國大使光臨齊國的，同時在魯國擔任著要職，而且取得了煌煌政績，所以派頭自然和上次來齊國避難不可同日而語。齊景公對此時的孔子尊敬有加，更加信服，結果孔子的一句“匹夫而營惑諸侯者罪當誅”就讓“為戲而前”的“優倡侏儒”被“有司加法”而“手足異處”了。我們不能妄自揣測聖人之心，斷定孔子此舉有針對晏子（別忘了晏宰相也是個侏儒）的意思，但晏子確實在之後不久就去世了，不知是自然死亡，還是被孔子氣死的。
晏子死後，孔子給予了他很高的評價，說：“救民百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還說“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之“平”是晏子的諡號）孔子雖然整體上高度評價了晏子，但在評論晏子的某些具體行政作為時卻毫不留情。話說晏子有一年冬天經過一條河，發現老百姓在冰冷刺骨的河水裏赤腳涉水過河，於是用自己的車將等待過河的老百姓一一載了過去。老百姓對晏子這種愛民如子的做法自是感激涕零，並且口口相傳、大為讚頌，晏子在齊國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變得更加高大。第二年，晏子又經過那條河，過河的情景一如一年之前，晏子的作為和老百姓的反應也一如一年之前。不同時間同一地點的同一個行為卻為晏子賺得了成倍增長的擁護和愛戴。
這時，孔子站出來發表評論了，他指出晏子第一次的行為是可貴的， 第二次就是沽名釣譽、愚弄百姓了。因為孔子認為，作為齊國的宰相，一年之後晏子應該已經在那條河上修好了一座橋，讓老百姓可以平安通過，並且再也不去想是誰的恩德，而晏子的這種重複的小善舉不過是婦人之仁，小恩小惠，對廣大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於事無補，隻是為他自己贏得了作為宰相個人不應該再獲得的名利。
孔子是個聖人，晏子是位名相，可是他們二人之間的相處卻總是不那麼融洽，這大概隻能用那句話來解釋了——“道不同，不相為謀”。
孔子一生中的三大家庭不幸
大家都知道，“幼年喪母，中年喪偶，老年喪子”乃人生三大不幸，殊不知，被後人譽為“千古一聖”的孔子幾乎與這三個生命中難以承受之重撞了個滿懷。
眾所周知，孔子是魯國的孔子，實際上，孔子的祖籍在宋國（都城在現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宋國是周武王分封給擁護周政權的商代貴族微子啟（商紂王的哥哥）的諸侯國，而孔子正是商代王室的後裔。
孔子的先祖因躲避政治迫害自宋國遷到魯國後，定居在陬邑（今山東省曲阜市尼山附近）。孔子的父親叔梁紇官居諏邑大夫，曾屢立戰功，以勇力聞名於諸侯。
據《孔子家語》記載，叔梁紇先娶了魯國人施氏之女為妻，生了九個女兒卻沒有一個兒子。後來又娶了個妾，生了一個兒子叫孟皮，但孟皮身有殘疾，是個瘸子。按照當時社會的要求，這樣的兒子是不能“繼嗣”的。因此，晚年的叔梁紇又娶了年輕的顏征在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