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許多書刊都有記載，誤認李香蘭是日本或軍統的間諜，現在戴笠江山故居的展覽中，甚至還把她的照片與軍統大員照片掛在一起，注明她是軍統女特務。但從上述她的簡曆和立場態度來看，她的間諜身份尚無證據可考。這就是本書要專門提及她的原因。
第三節軍統特務“宋子良”與“港澳會談”
在中日戰爭初期，蔣介石集團一方麵對日抗戰，另一方麵也時刻準備與日本商量停戰的可能。開始時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來居中調停斡旋，失敗後又派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崇武在上海、香港與日方保持聯係，尋找妥協可能。當時這是蔣介石與汪精衛的共同安排。但後來，因日本的強硬態度，熄滅了蔣介石“謀和”的希望，他停止了對高崇武工作的關注，而高卻得到汪精衛的支持，背著蔣介石前往日本暗中活動，成為汪的政治代表，蔣聞之震怒。
汪精衛投敵後，日本方麵眼見汪偽政權對瓦解中國抗戰陣營的作用不明顯，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於是便又想與重慶蔣介石直接溝通，策劃啟動了“桐工作”計劃。而蔣介石出於政治目的，也願意與日本“接洽”一下，留條“後路”。
軍統局作為蔣所信任的秘密機構，奉命參加了這次地下活動。
1939年11月，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派出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以日本駐香港武官的身份來港“策劃建立與重慶政府間的聯絡路線”。鈴木到港後經過仔細分析，盯上了重慶方麵駐港的“西南運輸公司主任”、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經托香港大學教授張治平居中介紹，鈴木要求與宋子良見麵。
宋子良是個在野人士，且不諳政治活動，他當即以要請示宋子文同意為由加以拒絕。但蔣介石知道後，卻很感興趣，他找來戴笠，命令軍統局選一長像與宋子良相似的特務冒充他去與日方談判，一說這位冒牌“宋子良”就是軍統局香港站站長王新衡，而另一說則是在談判過程中一直與張治平密切合作的軍統特務曾政忠（化名曾廣）。
12月下旬，經過精心準備，軍統局的“宋子良”在張治平牽線下與鈴木卓爾見了麵。他向鈴木表示：日方如能尊重中國的名譽與主權，則可以和談，希望日本在承認汪偽政權之前，要與重慶政府協商。幾經會商，鈴木卓爾提出舉行雙邊正式代表會談，“宋子良”返渝請示。
1940年2月9日，“宋子良”回港答複日方同意正式會談。3月7日至10日，蔣、日雙方在香港東肥洋行二樓舉行預備會議，日方代表為今井武夫、參謀本部臼井茂樹大佐和鈴木卓爾，他們煞有介事地帶來了陸軍大臣俊六開具的身份證明書，中方代表為“重慶行營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和“宋子良”，“陳”和“章”也帶有“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寫的證明書”。經過多次談判，雙方在3月9日達成的《備忘錄》中寫明“以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作為締結和平條約的基礎”。《備忘錄》的具體條款則包括以下幾方麵：
中國已承認“滿洲國”，立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在停戰的同時發表此項聲明。
中日兩國締結防共協定，日本在一定期間內可在內蒙與華北若幹地區駐軍；華北重要資源由中日共同開發；中國對日提供便利。
停戰協定成立後，重慶國民政府與汪兆銘派進行合作。
日在恢複和平的同時，盡速撤回派遣到中國的兵力，等等。
當時“渝方代表”對這些條款基本表示同意。據稱重慶最高當局得到會談結果的報告後，對“中國放棄抗日聯共政策”、“締結防共協定”、“經濟提攜”等都表示同意或原則上同意，隻是擔心如此露骨地公開承認偽滿，勢必引起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於是，要在此問題的表態上退一步，對承認偽滿問題改為“原則上同意考慮”；而與汪合作問題，“在和平恢複後……適當處置，無庸提為和平條件之一”，與此同時，再對日方提出“應於和平妥協時，將在華軍隊從速全部撤退”，增加了價碼。
5月17日，“宋子良”結束在重慶活動再次來港，約鈴木卓爾在一艘小遊艇上秘密會晤，洽談舉行第二次秘密預備會議問題。他對鈴木透露說：“蔣介石委員長表麵如何暫且不談，他內心希望和平確屬事實。”又說，“在重慶政府內部，反對達成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祥。對共產黨，如果秘密會談達成協議，當然要進行討伐，而且討共計劃業已製訂，如可能的話，希望7月以前就實行。胡宗南、蔣鼎文、朱紹良、衛立煌、薛嶽等將領已紛集重慶，並已協商完畢。因此恢複和平後，恐怕要向日本請求武器補充等等的援助。”“看來，中國方麵在中日停戰的同時，就要發表反共宣言，所以在第二次秘密會談中，涉及時機內容等項問題，希望與日方協商。”他們就在澳門召開第二次秘密預備會議達成了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