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下午，雙方代表開始在澳門會談，場所選定在市郊海岸僻靜的一處空房裏。這次渝方代表出示的證件上直接蓋有“軍事委員會”大印和“蔣中正”的印章，以示貨真價實。會談開始時，“陳超霖”首先表示，雖然渝方對首次香港會談中中國承認“滿洲國”問題及日軍在中國駐兵問題有保留意見，但上次會談也收到了巨大的成果。他說：香港會談“使兩國的隔閡距離顯著縮小，從而中國相信有與日本接近的可能性”；中國的青年將領通過這次會談，“逐漸得以了解日本的誠意”，“對積極推進日華和平表示讚同”；香港會談後，雙方“恢複了信任”，“現在我們這次的路線最為確實可靠，堪稱捷徑”；國民黨高層現在“對於進一步加緊防共方針的意見，愈趨一致。蔣委員長也派了有魄力的軍政要員數人到西北地區，命其擔當防止共產黨反抗的任務。中國的防共對策已開始轉入逐步實行的階段”。這番話自然有勾引日方在答應條件的基礎上繼續會談的意味。
在當晚及次日的會談中，雙方就承認偽滿及日軍在華駐兵問題再次進行了商討。“宋子良”則於6月5日淩晨3時返香港，“與重慶來的要人會見，接受訓令後即行返回”。6日下午，他向今井武夫等人表示，關於承認“滿洲國”及日軍在華駐兵問題已將日方的意見向重慶彙報請示了，預料雙方難求一致，無須等候回示，希望下一步升級進行會談。他提出先由蔣介石的代表（預定為張群）在上海或其他地方與汪精衛先行會談，等解決汪的問題後，再由蔣介石與日軍參謀總長板垣征四郎在重慶舉行會談。日方提出先由蔣與板垣會談的提案。最後達成了由蔣介石、板垣、汪精衛三頭目進行會談的協議。6日晚，雙方又就“三人會談”的地點、時間、方式等問題進行了商討，澳門會談便告結束。此後，“宋子良”與鈴木還在繼續聯絡中，直到9月底止。因日本與德、意締結三國同盟條約，世界兩大陣營的對立分野明確，新任日本陸相的東條英機、參謀總長杉山元等主戰派不讚成對蔣謀和，策劃中的所謂高級會談遂告中止，中日又一次的“謀和”至此失敗。
對這次蔣日秘密會談事件，過去史學界基本的觀點一直是持否定態度的，認為“港澳會談”在政治上來看是蔣介石集團對敵妥協的明證，背叛了民族立場。但從現在新刊布的史料來分析，這次所謂“港澳會談”完全是一次軍統特務哄騙日方的鬧劇，是他們針對日方邀功心切的鈴木卓爾不惜卑詞謙態誘引蔣介石或重慶要人坐到談判桌前來，反映出日方“求和”的急迫性，從而摸清對方底牌的一次特務活動。
至於那個“宋子良”，日方在香港會談開始時，因唯獨他沒拿出身份證明書，而在會上的地位比較重要，就開始對他進行了多方麵的調查。甚至於從房門鎖洞孔中偷拍了“宋子良”的照片，拿到南京偽府讓陳公博、周佛海等人認識宋的人辨認，但因照片上人像太小，未能得出一個肯定的結論。但他們從截獲的情報中，認為他可能是軍統香港區負責人王新衡，因其年齡、身材、容貌比起宋子良來要“更與實際會談的對手相像”。
後據當時在軍統局本部第二處國際科任敵偽股股長的鄧葆光證實，戴笠“指令香港區長王新衡，通過日本駐港鈴木特務機關成員張治平（留英學生，為香港區的通訊員）關係，冒充宋子良，與日方代表談判。開始布置時，由國際科敵偽股承辦。鄧葆光是第一手承辦人。此事約一個月突然中斷，譯電科說，這種電報全送曾家岩公館”。然又有材料說：1945年夏，那個曾在香港假扮“宋子良”參加談判的人成了日本上海監獄中的囚犯，被原日本中國派遣軍特派員、曾在香港會談中擔任翻譯的阪田誠盛認出。在與今井武夫見麵時，此人承認自己是藍衣社的“曾廣”，到1955年時，這個“曾廣”還曾致函今井武夫，對當年“冒充宋子良的錯誤深表歉意”。或王或曾，孰對孰錯，因時過境遷，於真正宋子良及此次會談曆史而言，已無太大考究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