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天津，偽“天津市商會會長”王竹林附逆後成立了“中日經濟提攜會”，自任會長，還主持召開“反蔣大會”賣國求榮。“抗日殺奸團”派孫若愚、祝宗梁、孫湘德三人前往製裁，在法租界兆豐花園內將王擊斃。偽華北準備銀行總經理兼天津海關監督程錫庚，發行偽幣套取法幣、銀元，他還為日方出主意，要他們與英租界交涉，令租界內的中方銀行交出全部白銀與銀元，對抗戰經濟破壞極大。程錫庚知道他罪惡過大，害怕被殺，平時住在英租界，閉門不出，防範甚嚴。但“抗日殺奸團”經過仔細偵察，最後仍在4月12日，趁其看電影《庚戈丁》時，由祝宗梁、袁漢俊、劉友琛、馮健美、孫惠書多人配合，將其擊斃於電影院內。另外還有偽河北省教育廳長陶尚銘也受到了抗團的製裁。
1939年4月間，“抗日殺奸團”在三天內，曾炸毀偽天津市府軍用庫、萬國橋旁三井洋行、特一區棉花堆棧等待運日本的物資。“一時之間，把一個包括日本租界在內的天津市區，搞得熱鬧非凡，連巡捕都抓不勝抓，充分地表現出民族反侵略的熱情。”
1938年12月底，“抗日殺奸團”派李如鵬到達北京大學。他對抗團“燕京小組”範旭說：“我從上峰那裏帶來一個命令，你們學院有一位教授，是中國教育界的領袖人物之一，對民眾有深刻的影響，他已經同意去日本傀儡政府那裏任教育督辦，這種舉動影響深遠，因為人們對他很尊敬，相信他的判斷力，像他這樣的人決定同敵人合作，是比不管多少日本的宣傳危害更大的，必須在他公開宣布他的意圖之前就把他除掉。”這就是針對準備落水的作家周作人的刺殺行動。
周作人是魯迅先生的弟弟，著名作家，北大教授。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有建樹。戰爭開始後，北大內遷，他因個人和家庭原因留在北平，又因生計的需要和他的家庭與日本的密切關係，他模糊了抗戰立場與是非觀念，認為與日本合作也是愛國救民之道，思想上與華北偽政權的漢奸們開始接近。1938年2月，他結束“隱居”生活，出席了日本《每日新聞》社召開的“更生中國文化建設座談會”，向日偽送去“秋波”，一時間在社會上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後來又風傳其將出任華北偽政府教育督辦，引起了重慶方麵的高度注意。天津抗團因此接受了製裁周作人的任務。
這次行動，本來一切順利，抗團人員李如鵬、趙爾仁與範旭在北平抗團成員鄭統萬（偽滿“總理”鄭孝胥之侄）家裏拿到運來的手槍，於1939年元旦上午到北平西城八道灣周作人家，聲稱是天津中日中學的學生，為留日事前來求見，順利進屋。趙爾仁留在門外望風。當時周作人正在與來客北大教授沈啟無談話，站起來接過介紹信，範旭對李如鵬說：“這就是周先生。”李隨即掏出手槍對周的腹部開了一槍，周“哎呀”一聲倒地，沈啟無嚇得站起來不知所措，李如鵬怕他反擊，又對沈他開了一槍，打中肩部。兩人逃出。
但周家仆人湧來抓住了李如鵬按在地上，範旭急呼“九哥快來！”趙爾仁趕來連開數槍驅散了仆人，三人才得以逃回。
但周作人確實命大，他中的那一槍打在了肚臍旁的毛衣紐扣上，因手槍太小，子彈力不大，竟打飛了，而沈啟無肩上中的一槍也無大礙，居然沒有當即去醫院，還在周家待了一會兒。抗團的這個失誤使這次行動功敗垂成，不僅如此，周作人受此一嚇，反而認為他對重慶方麵已無退路，生命時刻受威脅，索性投靠了日本，以求得庇護。
後來抗團在天津國民飯店對此次行動進行了檢討，曾澈在會上“念了上麵的一封電報，批評李如鵬，其中有一句‘不夠沉著未能殺敵致果’，從上麵的措辭不難想見抗團與國民黨的關係”。
“抗日殺奸團”的活動引起日偽的極大仇恨，敵方四處探詢曾澈的行蹤。正在津視察的軍統局幹部喬家才勸曾暫離，曾不肯，準備完成任務後再去重慶。1939年9月27日，曾澈因投敵的軍統上海區長王天木出賣，在天津河北大經路被捕。在獄中曾絕食求死，敵人給他強行注射補針，勸降無效，送往北平憲兵隊感化院，戴笠曾傳信叫他假降，但他未聽，於1940年9月9日被殺於北平，年僅二十七歲。與他一同被捕遇難的還有李如鵬，他們都遭到過日警的酷刑拷打，但沒有屈服。
曾澈死後，“抗日殺奸團”的工作由孫大成負責，並擴展至北平，成立了“北平分團”，刺殺了偽建設總署總務局局長俞大純等多名敵特，而團員馮運修等也在行動中被捕或犧牲。
1940年3月至4月間，抗團因欲行刺華北大漢奸汪時璟，被日本憲兵隊追蹤，不能在天津立足，孫大成等隻得經海路撤往內地。他在重慶見過了戴笠，商定由渝去滬。1941年4月8日，他們在上海成立了分團，又名“抗戰建國特種工作服務團”，繼續進行類似的抗敵活動。在上海，他們仍然保持了獨立的抗日組織的性質，並不是軍統局上海站的下屬單位。上海站除每月支持他們法幣三百七十元外，別無更多關係。軍統要抗團多做宣傳、擾亂工作，也不給他們裝備和武器，但抗團自己製作籌備，組織擴大到三四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