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從汪偽政權調查統計部發言人在陳恭澍被捕後發表的談話來看：“陳君為汪主席的偉大精神所感召，深悟過去盲從抗戰之非是，在滬受人利用主持卑劣的暗殺工作，尤覺痛心，願率所屬幹部百餘人，脫離殘酷罪惡的組合，要求自新，參加和運，擁護汪主席和平救國之主張，重新為黨國效力，以贖前愆。並將秘密電台九座，槍支數十，彈藥數千全部繳呈調查統計部駐滬辦事處，表示其投效之忠誠。”陳恭澍也公開發表聲明表示：“本來中日事變，在日本為求友人，而非打敵人，可惜中國初即受共黨的挑撥利用，複受英美的操縱慫恿，致有抗戰到底的謬論，而高唱迄今……”現在要“決然自新，躍出殘酷罪惡的組合，邁進於和平建設之營壘，深願追隨先進，擁護汪主席和平救國之主張，以達成共存共榮之領域。”這些公開發表的文件足以說明，陳恭澍已完成了叛國投敵的手續，淪為抗日的叛徒。難怪國民黨在戰後要把他關進監獄。
從軍統在滬特務被汪偽逮捕後的一般情況來看，大多數人是與汪偽采取了合作的態度，才得以保命並“落水”；而後，他們中一部分人又“走回頭路”，與軍統重新建立了聯係。戴笠當時對這些人基本采取羈縻政策，先準其反正，用起來再說，勝利後再算賬，但對其中有用者，處罰判刑也隻是個走過場而已，陳恭澍的經曆就是明證。
陳恭澍作為軍統局的得力幹將，在抗戰前後參加和組織了多次重大的刺殺行動，後來又投靠了日偽，再得以複出，他的個人經曆跌宕起伏，充滿危機與變數。退台之後，他撰寫了回憶錄《英雄無名》叢書五冊，雖然立場反共，且行文囉嗦，但文中記載了不少軍統活動的事實，作為一家之言，也可供研究者參考。
軍統局上海區幾次被日本及汪偽特工端了老窩，陳恭澍的叛變是終結性的一幕。其關鍵在於蔣汪之間在反共政治立場上有共同點，唯一的對立就是對日“戰”與“和”的不同，所以他們雖然殺來殺去，但一旦軍統特務們被捕，在生死抉擇麵前，往往立即選擇投汪，並出賣抗戰事業，而後再尋機向重慶懺悔，以求兩麵討好求生，這些特務是沒有什麼民族氣節可言的。事實也證明，蔣介石、戴笠對他們的這種叛變最終是采取了原諒與包庇態度的。
戴笠在上海區活動的組織領導上也有重大失誤，他在軍統內部強調個人信仰而忽視對國家民族的忠誠，使得其部下認為隻要最終能得到他的寬恕，什麼事都可以做。陳恭澍、錢新民等重要的中層骨幹們被捕後的經曆都證明，他們認為先投汪以保命，而後再向戴笠請罪立功，就可以免於殺身之禍，至於民族氣節立場，都沒堅守得住。而戴笠將各大區人員頻繁調動，互相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係，一旦破陣，引起的連環崩潰效應無法阻止。王天木投敵事件，最後幾乎使軍統局在華東、華北淪陷區的組織喪失殆盡；陳恭澍叛變後，戴笠被迫下令撤走了文強的“策反委員會”最後一支在滬力量。此後，軍統局完全丟掉了上海。
第六節“抗日殺奸團”活躍於南北敵後
平津淪陷後，戰前在天津的青年救亡聯合會中一部分學生，基於強烈的愛國精神，自動組織了一個敵後武裝團體——“抗日殺奸團”，專門進行刺殺敵偽頭目和準備與日合作的動搖分子，並進行抗戰宣傳。這是一個比較鬆散的組織，他們起先與戴笠的軍統組織並無關係，但戴笠看上了他們，派天津站書記曾澈加入進去。
曾澈，浙江瑞安人，1932年秋畢業於上海法學院，由林蔚介紹給戴笠，加入軍統。
1938年年底，曾澈被派往天津，他潛入南開，與耀華中學孫若愚、孫惠書接觸，加入“抗日殺奸團”。由於該團處於鬆散狀態，曾澈及時利用其經驗與社會關係，在團內占據了主導地位，他在內部組織了由他任總負責人的幹事會，李如鵬為組織幹事，孫若愚、袁漢俊為行動幹事，祝宗梁為技術幹事。
1939年3月，曾澈升為軍統局天津站站長，他把“抗日殺奸團”當做軍統的一個外圍機構，但內部團員們並不明了這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