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戈青於1939年8月10日赴渝向戴報告，他向戴請命說他可運用與王天木的關係回滬寧去再執行刺殺汪精衛的任務。戴笠批複說：“吾弟忠勇為國，思慮周詳，至為感佩。滬上環境險惡，我固不願弟赴滬工作，但為打開目前之僵局，與挽回工作之劫運，以期得到最後勝利，亦不得不派弟一行。茲以另電冠夫同誌，撥弟國幣5000元，希即妥為部署，秘密赴滬，萬希膽大心細，嚴密進行。事之成敗，係於弟身。”戴笠又另附一信交劉戈青帶給王天木，信中再次勸說“餘遇君素厚，弟念數年來患難相從，凡事曲予優容，人或為之不平，餘則未嚐改易顏色，似此無負於汝，而汝何竟至背餘事逆耶……惟念汝現居逆方高位，有機與汪逆接近，正可乘間為我而圖之。故特準戈青重履險地，即為我達此意與汝也。若果能出此，則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項功績，而邀逾格之重獎也。戴罪圖功，此其時矣。望毋負餘意，餘由戈青代達。”
劉戈青10月4日抵滬，6日見王，出示戴函，要其殺汪，王天木閱後緊張得汗流浹背，癱於沙發上，思考再三後允諾之。但王天木對戴笠其人已完全看透，決計分手，他對劉戈青說戴的為人是“違仁背義，男盜女娼”。
王劉表麵上議定刺汪計劃在雙十節閱兵時下手，將劉化裝為汪衛士，伺機行動。但後來因偽政權未能如期成立，閱兵式取消，劉戈青甚為焦急，認為在汪偽“開府”前下手意義最大，更怕日久暴露。
戴笠送王天木四萬元以為活動費，但王收錢後拖之不辦，借口力量單薄，要拉陳弟容加入。劉戈青與陳見麵，陳提出要讓戴釋放其被扣家屬作為條件，戴笠聽從了劉的意見，放其妹陳弟燕，並派劉舊屬朱三元送其到滬，麵交其父勸說他回頭的信函，陳弟燕跪求其兄不要再做漢奸，陳佯允之。
不久，有與劉戈青同住的軍統人員被捕，巡捕房到處抓劉，王天木聞訊膽戰心驚，害怕劉被捕供出刺汪計劃牽涉他自己，便指使陳弟容殺了劉。陳不忍下手，又不懂王的真實意圖，結果自作主張地把劉戈青帶到了“76號”，這下王天木嚇得躲了起來，後聽說劉沒有將他供出才又露麵。
劉戈青被捕次日，李士群親見他並宴請，套問其來滬任務，並許以高職勸降。劉戈青對李士群稱：軍統在滬力量強大，隻要一個電話，會有人敢來“76號”看他。李不信，讓他打，說如敢來，可讓他們自由交談。劉立即電召朱三元在商人包天擎陪同下來到“76號”，李一麵恭維其有膽量義氣，一麵道“少陪”。劉寫條給朱，附上手表轉交戴笠，朱即離去。其後包天擎三天一去探視，李士群也沒幹涉。後來劉戈青曾被嚴刑虐待，最後在軍統人員活動下曆經艱苦於1941年5月逃回重慶，戴笠為他還開過歡迎會。
戴笠又下令南京區長錢新民、範之並立即製裁王天木、陳弟容。但因南京區6月10日在偽維新政府宴會時，派人在廚內下毒，毒死了華中日軍司令部高參三浦大佐、日領館書記船山、宮下吉玉三人，其餘日軍官嚴村中將以及“維新政府”漢奸頭目梁鴻誌、溫宗堯、高冠五等皆中毒未死。日偽在全城大捕疑犯，錢新民等避往江北浦口，因此暫時不敢行動。此前8月19日，陳弟容曾會同日偽捕獲留在南京城內的軍統組長譚質文，威脅其叛變，再於9月11日破獲軍統南京電台。南京區派出書記兼行動組長尚振聲，在和平門、挹江門一帶化裝活動，試圖在南京恢複工作。
王天木在北方從事軍統工作多年，熟悉情況。投汪後，他便派斐吉珊與張奉馨二人北上，抓捕軍統人員，為日偽效力。9月27日，在天津捕獲“抗日殺奸團”團長曾澈；28日淩晨，又會同英法租界捕房捕去天津站長陳資一、軍事組長鄭恩普等人。次年5月13日，陳資一在天津被害。
軍統局青島行動組長趙剛義，原本與王天木關係較好，他在赴滬領經費時被王誘降。11月15日，趙剛義領日本憲兵回青，脅迫青島代站長傅勝蘭召集電台人員，結果傅勝蘭允降而通訊員王誌超不降，反而斥責趙等投敵，最後被判刑十年，抗戰勝利後方出獄。
11月24日，王天木投敵風波波及北平，北平區副區長周世光、電台台長張樹德等多人被捕，於1941年9月8日被殺於南苑。
戴笠聽說王天木又出賣了劉戈青，遂徹底絕望，命令仍在上海的吳安之不惜一切殺掉王天木一夥。吳安之運用他與王的保鏢馬河圖的私交，以同鄉之誼及國家大義，勸馬及嶽清江、丁寶齡等人“歸隊”軍統成功，他傳達了戴的指示，並令在“76號”中的內線丁寶齡與嶽清江配合之，立即刺殺王天木、陳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