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孫中山對特務工作的態度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標誌著中國曆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然而，好景不長，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政權，在內外壓力之下，還沒來得及施展其執政治國方案，便被迫讓出政權給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而以袁氏為首的民國北京政府，其本身就是一個脫胎於清王朝的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軍事政治集團，同時，袁世凱又是一個軍閥，崇尚武力強權統治。
袁世凱對特務組織與手段懷有濃厚的興趣。為了達到壓製民主、確保獨裁及最終恢複帝製的政治目的，袁世凱豢養了大批流氓打手進行特務活動，圍攻國會製造暴亂，最後甚至派遣特務刺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特務手段無所不用。袁世凱多行不義的結果自然是逃脫不了自斃的命運，特務暴行並不能使其起死回生。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方革命黨人，在推翻清朝封建統治和北洋軍閥的鬥爭中，曆經了無數次艱難困苦與失敗挫折，為了尋求支持與幫助，獲得進行革命的基本物質條件，孫中山和他的同誌們與各種政治、社會力量進行了聯絡，尋找革命的同盟者。在這當中，他們也曾與國內外一些秘密社會團體組織有過接觸與聯合。一些革命黨人，包括後來成為國民黨領袖之一的汪精衛，都曾用暗殺、爆炸等手段來對付清廷高官，但他們當時的這種行動與所謂特務行為有根本之不同。
由於孫中山在生前並沒有獲得在一個較長時間內治理完整的國家政權的機會，故而他對於國家情報機關及特務工作，也沒有提出過自己的係統見解，更談不上有任何行動指示。相反地，可以明確的是，孫中山先生一向反對以不正當的手段“挾私複怨”，“擅行仇殺”，對其政治對手亦“不得執既往之名稱以為罪罰”，認為暗殺等特務手段“不免有缺光明，其結果定不良也”，表明了一位革命領袖光明磊落的政治態度與作風。
孫中山逝世以後的中國國民黨，以穩定廣東革命根據地與北伐軍事行動作為工作中心，其所掌握的廣州國民政府則尚是一個處在成長階段的政權，故在特務工作方麵亦無建樹與可書之筆。
第三節蔣介石對特務活動的認識及親身實踐
蔣介石特務觀的形成真正開創了中國國民黨特工組織和特務工作曆史的，是1927年在南京成立的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黨中央及其政權，蔣介石因此而奠定了他作為國民黨特務工作的開創者與主導人的地位。在他統治國民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內，中國國民黨的特務工作得到了全麵的發展，並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民國時期的國民黨特務組織是贅生於國家統治機器上的毒瘤，它與一般的情報與間諜機關既有相同之處，又有相異之點。特別顯著的是在對內施行鎮壓功能方麵，國民黨特務組織及機構，以其擁有超乎法律與人倫之上的特權與異常行為，直接展現了統治階級的黑暗層麵，並以普通民眾為其施虐的對象，成為集殘暴凶惡、恐怖專製於一身的黑暗勢力的代表，因而為人民大眾所痛恨，受到了廣大民眾、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甚至國民黨內部反蔣派係人士的一致反對與痛斥，但它同時卻又以高效及直接的服務而深為專製獨裁者所寵信與依賴。
蔣介石為何會熱衷於實行特務政治呢？這需要從他的個人性格與所受曆史環境影響兩方麵來尋找原因。
蔣介石早年東渡日本，就讀於陸軍預備高校，畢業後一度進入高田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當兵。從青年時代起，他便深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在旅日期間曾兩度準備赴德留學，“在日專習德文，為留學德國預備，並創辦《軍聲》雜誌社……蓋力思研究外交與軍事，為政治上辟一條途徑，勇邁前進耳。”他同時還對德國首相俾斯麥的“鐵血主義”政策十分崇拜。雖然他加入了反清革命，但他對於這場革命性質的認識是很膚淺的。“蔣先生的兩隻腳一腳雖踩在革命的大道上，但對革命的認識卻是模糊不清的”。對他來說“革命就是狹義的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詞。基於這種思想，蔣介石對“武裝力量的培養向往之至”，他十分佩服德日民族的“尚武”精神。在他的政治思想尚處在萌芽狀態之時，“他已從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實踐兩個方麵的秘訣”，並“力主將‘鐵血政策’作為中國的指導原則”。這種“尚武”思想與蔣氏倔強固執的性格相結合，造就了他一生的“獨裁”與“專製”的作風，在他掌握了國民黨大權以後，這種作風隨著地位權力的增長而愈演愈烈。而其最突出的表現便是蔣氏對於強權政治的器重與依賴，為了確保並貫徹他的強權統治，蔣介石一是靠軍隊，二是靠特工，即從公開的和秘密的兩個方麵依賴槍杆子與暴力鎮壓手段來“坐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