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如敦煌研究院的孫儒僴先生，1947年到敦煌藝術研究所後，再沒有離開過敦煌，是60年來敦煌學發展，尤其是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石窟保護和建築的見證人，當我開始邀請孫先生寫稿時，孫先生就很痛快地答應了。但孫先生年老體弱，中間還住院做手術，並到成都休養過一段時間。為了約請孫先生寫稿，我曾三次到孫先生的寓所拜訪，有一段時間聯係不上孫先生，他的家中電話和小靈通都停機了，問了幾位敦煌研究院的同事和鄰居都不知道。經多方打聽，孫先生有病住院做了手術，為了好好休息、避免打擾，就隔斷了與外界的聯係。當我打聽到孫先生公子的手機號後，才與孫先生聯係上，但我每次電話隻是問候先生的病情，並希望他保重身體，絕對不提稿件之事。但孫先生清楚我找他的目的，他主動說出院後會給我寫稿。孫先生出院後又到成都去休養。我又多次打電話問候先生，並希望先生在身體許可的前提下，完成“敦煌學筆談”的寫作。可能正是我這種執著的催稿，感動了先生。今年春節，終於在先生家裏拿上了“我的敦煌生涯——1947—1949莫高窟生活回憶”。
再如唐耕耦先生、白化文先生、宋家鈺先生、朱雷先生、薑伯勤先生、馬世長先生、張弓先生、楊際平先生、項楚先生、趙和平先生、鄧文寬先生、府憲展先生等等，都是多次的電話，有時甚至是一周一次的催促，才有了他們的稿件。正如白化文先生所寫：“劉進寶先生早就派我寫一篇‘敦煌學筆談’，並每隔約半個月就打長途電話催促。我能充分感受到他的盛意”。另如趙和平先生所寫：“南京師範大學劉進寶教授是個有心人，他約集了一批我國在敦煌學研究上頗有造詣的學者搞了一個筆談敦煌學，承蒙不棄，筆者也在劉教授羅網中，且多次催稿，辭不獲已，隻得勉強應命，卻十分為難，若僅寫筆者熟悉的‘書儀研究’，恐失之過窄；若寫國際敦煌學如何發展，又不是愚鈍如我所能承擔的；思之再三，隻好就本人所知、所做、所想的一些事情和問題，寫出一些真實想法，且不去管對錯與否，隻管真實就好。一是踐劉教授之約，二是供同道與讀者參閱。”再如鄧文寬先生所寫：“自2008年秋季以來，劉進寶教授多次來電話敦促，希望我能寫一篇東西，談談對敦煌學研究未來發展的認識，我一直未敢應命。原因有二：一是自2008年初患腰病以來，不斷求醫問藥，時間常被撕碎，寫作情緒亦被破壞，提不起神來；二是這許多年來我的工作以考據求實為特征，既不善於發議論，更不長於對學術的未來走向進行蠡測。因此一推再推。但拗不過他的執著，隻好答應寫一篇出來。思索再三，難成一係統認識，隻好名之曰‘斷想’，一則向進寶兄交差，二則借機向學界同仁求教則個”。
雖然經過兩年多的努力，約來了50多篇筆談，我感到十分欣慰，但還是有許多遺憾，即我計劃中的一些筆談未能收到。如敦煌研究院的賀世哲、施萍婷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前輩學者，也是我約請的第一批作者，兩位先生也答應寫稿，施先生甚至已動筆寫作了。為了得到他們的大作，我曾幾次到府上拜訪麵談，也多次通過電話、郵件催促，但最終因身體等原因，還是沒有完成他們的稿件。另如台灣大學的高明士教授，已經答應了我的約請，準備寫稿。他在來信中說：“關於撰寫‘敦煌學筆談’一事，可試試看，但因已多年沒在這方麵執筆，不免生疏，雖然也一直在關心敦煌學”。後來高教授還是放棄了，他在來信中說：“這幾天在構想‘敦煌學筆談’時，發現自己無新材料可寫，所以想向吾兄請辭這次的邀稿。其實這十幾年來，我和弟子們用比較多的時間在研讀唐律，最近是研讀天聖令，打算未來一二年間，對敦煌吐魯番有關法製文獻再作一些檢討。……由於對法製文獻尚無成熟意見，筆談一事不能寫。請多包涵。”再如台灣政治大學曆史係的羅彤華教授，也已答應為筆談寫稿，後由於生病住院，“暫停一切研究工作”而作罷。還有浙江大學的盧向前先生，也是答應寫稿並已動筆，後由於其他事務而未能再寫。另外，武漢大學的陳國燦先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董玉祥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耿昇先生、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張德芳先生、西北師範大學的伏俊璉先生、蘭州大學的王冀青先生、敦煌研究院的趙聲良先生等，我也邀請為“敦煌學筆談”寫稿，而且都曾答應寫稿。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未能為本文集貢獻大作，留下了遺憾。
收入本書的部分稿件，曾在有關刊物上發表，在此，對刊發稿件的《中國史研究》及彭衛主編、張彤副主編，《社會科學戰線》及尚永琪副主編，《學習與探索》及那曉波主任，《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及朱玉麒教授、施新榮教授，《南京師大學報》及趙仁康主任，表示衷心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