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學：曆史、現狀、趨勢》的編輯出版，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說它是必然的，那是因為敦煌學百年了，學界的朋友們都想做出自己的貢獻，作為以敦煌學研究、教學為主的筆者，自然也想為敦煌學百年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
說它是偶然的，是因為最初的動議是非常偶然的。
2007年5月下旬，我因為臨時有事赴北京出差。29日晚在與一位曆史學刊物的編輯朋友聊天時，談到了學術研究新的取向及新的課題，我當時隨口說，敦煌學即將一百年了，我們應該對這一百年來的工作進行總結，對現狀進行評析，對未來的發展予以展望。編輯朋友聽後很高興，認為這是一件很有學術價值和意義的創意，並希望就此問題，找五六位學者，以“敦煌學百年：曆史、現狀與發展趨勢”為題組織一組學術筆談，同時還商談了初步設想和人選。因為是限定在曆史學領域，就決定請池田溫、樊錦詩、薑伯勤、郝春文、榮新江教授，再加上我，這樣，既考慮了年齡，又照顧了地域。回到南京後，我即向池田溫先生、樊錦詩先生、薑伯勤先生打電話通報了這一設想，並給三位先生寄去了書麵約稿函。很快就收到了池田溫先生的回信：積極支持，並答應撰寫。由於8月要在蘭州、敦煌召開“段文傑先生從事敦煌文物和藝術保護研究60年紀念活動”暨“敦煌壁畫藝術繼承與創新國際學術研討會”，薑伯勤先生與我都要去蘭州、敦煌開會，因此在電話中商定，到敦煌後，我與薑伯勤先生、樊錦詩先生再麵談此事。
8月26日，在敦煌研究院資料室，我和薑伯勤先生、樊錦詩先生商談“敦煌學筆談”的寫作事宜，薑先生和樊院長談了很好的意見，並提出了他們的寫作題目和計劃。
最早組織的這一組“敦煌學筆談”，再加上以後所約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黃正建先生的稿件，由於郝春文教授的積極聯係，彭衛主編的大力支持，最後在《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刊出。
在構想“敦煌學筆談”上述稿件的過程中，我於2007年6月中旬赴無錫參加“六朝曆史與吳文化轉型高層論壇”，在會議期間的朋友聊天時，我說到了敦煌學即將百年，我正在組織一組筆談。可能是說者無意，而聽者有心。當晚，《學習與探索》文史編輯部的那曉波主任即找我，希望給他們的雜誌組織一組“敦煌學百年”的筆談，我答應予以考慮。
隨後，那曉波主任很執著地多次追問，這樣我就不得不認真考慮。當我在擬定組稿名單的過程中，曾考慮過有些學者可能由於時間安排等，不一定能按時交稿，這樣就需要多約請幾位學者。但如果約請的學者都答應寫稿並交來稿件後，我又如何安排？就在為《學習與探索》組稿的這種矛盾過程中，我產生了一個比較大膽的設想，即盡量多約請學者寫稿，在2009年敦煌學百年時，將其彙編成書。現將當時的約稿信轉引如下：
敦煌學筆談草案
先生，您好！
2000年，在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百年之時，榮新江教授曾發表了《敦煌學：21世紀還是“學術新潮流”嗎》一文，從大文化的角度，以四個方麵為例，對新時代敦煌學的發展作了展望。
敦煌學產生於1909年，已有了百年的曆史。在敦煌學產生百年之際，敦煌學本身也進入了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即前一個階段主要是以資料的搜集、整理、刊布為主，目前，《英藏敦煌文獻》14冊、《俄藏敦煌文獻》17冊、《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4冊已全部刊布，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已刊布30冊，計劃共有150冊，將於2008年全部刊布。北京、倫敦、巴黎、聖彼得堡四大收藏中心收藏的敦煌文獻占到總數的95％以上。另外，甘肅、浙江省及北大、天津藝術博物館、上海博物館等地所藏敦煌文獻也已公布。可以說，資料的刊布基本完成。在新的階段，應該是對已刊布的資料進行全麵、綜合、深入地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