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有少數學者從佛教史角度研究敦煌石窟供養人圖像。如項一峰《初談佛教石窟供養人》簡要地論述了從印度、中亞到我國新疆、敦煌、中原、南方等地區佛教石窟供養人像的演變和時代特點；寧強《敦煌北涼三窟供養人及其相關問題研究》，沙武田《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供養人畫像考察》、《莫高窟第231窟陰伯倫夫婦供養像解析》、《莫高窟第138窟智慧性供養像及相關問題研究》、《供養人畫像與唐宋敦煌世俗佛教》等論文考察了敦煌不同時期中一些典型石窟的供養人畫像與當時佛教曆史背景、信仰觀念的關係。
此外，還有個別學者利用供養人圖像資料進行綜合研究。如法國蘇遠鳴《敦煌畫中的供養人》利用莫高窟第275窟、285窟特別是數十幅收藏在英、法的紙畫和絹畫的供養人圖像，從八個方麵考察了敦煌的供養人像：1.資助繪製壁畫的目的；2.家族世係；3.新婚夫婦；4.香爐；5.僧尼；6.亡人；7.服飾和頭飾；8.畫匠。他認為之所以要繪製這些壁畫，是為了敬獻給亡靈，而不是生者為了祈求保佑。
由上可見，經過中外學者近百年來的努力，敦煌供養人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特別是有關供養人畫像題記、供養佛事活動文獻資料、供養人服飾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出現了一批具有重要學術價值的成果，對許多學科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如供養人畫像題記的整理、研究，為敦煌進而為中國曆史、佛教史、石窟營造史、古代職官製度、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等學科的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珍貴的資料，促進了相關學科研究的深入發展；敦煌供養佛事活動文獻資料的整理、研究，為敦煌進而為中國古代民間佛教活動、佛教信仰、僧官製度、寺院經濟、佛教習俗等方麵的研究提供了難得的保留原生態的珍貴資料，為相關方麵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敦煌供養人服飾圖像資料的整理、研究，為古代服飾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完整係統的曆史資料，為中國古代服飾史的構建發揮了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敦煌供養人研究存在的問題和未來課題
當然，理性地總結分析，筆者認為以往有關敦煌供養人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陷。
從研究方法來看，以往學者們大多限於比較單一的學科眼光，學術視野不夠開闊，類似法國學者蘇遠鳴那樣對供養人圖像資料進行多方麵綜合研究的成果，在國內罕見，值得中國學者借鑒。
從研究對象範圍來說，以往學者們大多集中於對供養人畫像題記曆史價值的關注，主要還是屬於曆史文獻學的研究；相對而言，對供養人畫像從圖像學角度的研究比較薄弱，而從圖像學角度對供養人畫像的關注則又多集中於服飾史的研究，其他方麵的研究還比較少。
還有一些研究對象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比如從敦煌文獻來說，黃征、吳偉傾多年心力所編《敦煌願文集》收集、校錄了國內外收藏敦煌文獻六百個卷號中包含的大量願文。正如許建平所指出，這些願文“無論對宗教、文學、民俗的研究，還是對史學、語言學、文體學以及石窟建築、壁畫藝術等的研究，它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也正如寧欣在2000年談到敦煌願文研究時所指出的：“黃征、吳偉先生出版《敦煌願文集》（嶽麓書社，1996年）已經五年多了，然而國內學界卻似乎並未在這部極有用的資料集的推動下，在這一領域取得多大進展。”在筆者看來，《敦煌願文集》中大多數是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各階層民眾在寫經、轉經、造窟、造像、行像、燃燈、豎傘、齋供等各種佛事供養活動中流傳、使用的發願文，是反映當時佛教供養活動的珍貴原始資料，但迄今尚未見學者們充分利用這些資料展開相關研究。再比如敦煌絹畫中的供養人圖像，雖然王國維先生早在1919年就對浙江蔣汝藻所藏出於敦煌藏經洞的《地藏菩薩像》、《水月觀音像》二幅絹畫中的於闐公主供養像、曹元忠夫人供養像做過研究。但由於絹畫主要收藏於英、法等外國收藏機構，中國學者研究不便，長期少人問津，有關研究成果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