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吐蕃統治敦煌的政治製度的有：張廣達《吐蕃飛鳥使與吐蕃驛傳製度》（1983），李正宇《吐蕃子年（公元808年）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戶籍手實殘卷研究》（1983），楊際平《吐蕃子年左二將戶狀與所謂“擘三部落”》（1986），薑伯勤《沙州道門親表部落釋證》（1986），楊銘《吐蕃時期敦煌部落設置考》（1987）、《試論吐蕃統治下漢人的地位》（1988）、《關於敦煌藏文文書〈吐蕃官吏呈請狀〉的研究》（1993），馬德《吐蕃統治敦煌初期的幾個問題》（1987），榮新江《通頰考》（1990），張雲《“節兒”考略》（1992），邵文實《沙州節兒考及其引申出來的幾個問題》（1992），黃盛璋《敦煌遺書藏文Ch.73.IV〈涼州節度、仆射致沙州、瓜州刺史敕牒〉及其重要價值》（1995），鄭炳林與王尚達《吐蕃統治下的敦煌粟特人》（1996），劉安誌《唐朝吐蕃占領沙州時期的敦煌大族》（1997）等。
研究吐蕃統治敦煌經濟製度的有：楊際平《吐蕃時期敦煌計口授田考》（1983）、《吐蕃時期沙州經濟研究》（1986），薑伯勤《突地考》（1984），唐耕耦《吐蕃時期敦煌課麥粟文書介紹》（1986），楊銘《吐蕃在敦煌計口授田的幾個問題》（1993）。
研究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宗教製度及文化交流的有：黃文煥《跋敦煌365窟藏文題記》（1980），黃布凡《敦煌〈藏漢對照詞語〉殘卷考辨訂誤》（1984），黃顥《敦煌吐蕃佛教的特點》（1988），謝重光《吐蕃占領期與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僧官製度》（1991），默林《吐蕃和歸義軍時期敦煌禪僧寺籍考辨》（1992），樊錦詩等《吐蕃占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1994），王繼光與鄭炳林《敦煌漢文吐蕃史料綜述》（1995），馬雅倫、邢豔紅《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的兩位粟特僧官——史慈燈、石法海考》（1996）。
以上提到的，隻是有關研究中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尚有許多成果未能一一提及。當然據此可以看出，這些研究多是專題性的而非係統性的，隻能說是在若幹重要方麵，譬如有關部落的設置、部落的民族屬性、統治機構與職官的設置等問題上，在國內外藏學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和重要的成果。
三、新世紀的展望
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國內學術界有兩位年輕的學者加入到了研究“吐蕃統治敦煌專題”的隊伍中來，他們就是金瀅坤博士和陸離博士。
金瀅坤陸續發表了《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綜述》（1997）、《吐蕃統治敦煌的社會基層組織》（1998）、《吐蕃統治敦煌的財政職官體係——兼論吐蕃對敦煌農業的經營》（1999）、《吐蕃沙州都督考》（1999）、《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部落使考》（1999）、《吐蕃沙州節兒及其統治新探》（2000）、《吐蕃節度使考述》（2001）、《吐蕃瓜州節度使初探》（2002）、《吐蕃統治敦煌的戶籍製度初探》（2003）等係列文章。
陸離發表了《吐蕃統治敦煌基層兵製新考論》（2003）、《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釀酒業簡論》（2004）、《吐蕃統治時期敦煌僧官的幾個問題》（2005）、《吐蕃統治河隴時期司法製度初探》（2006）、《吐蕃統治敦煌的基層組織》（2006）、《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官府牧人》（2006）等。兩位年輕學者的加盟，可以說是把吐蕃統治敦煌這一專題，往更係統、更細化方麵推進了一步。當然，他們的研究也不是說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關鍵的問題還在於對敦煌藏文文獻的識讀和理解能達到一個怎樣的深度，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將影響到某一具體研究所得出的觀點或結論。
國外的研究者，不得不提到日本的高田時雄與岩尾一史。前者的代表性著述有：《藏文社邑文書二三種》（1998）、《敦煌的多語種使用》（Multilingualismin Tun－huang，2000）、《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發見冩本から見た敦煌における多言語使用の概観》（2001）、《有關吐蕃期敦煌寫經的藏文資料》（2001）、《吐蕃期敦煌有關受戒的藏文資料》（2003）。岩尾一史的代表論著是：《吐蕃のルと千戶》（2000）、《Pelliottibétain1078bisよりみた吐蕃の土地區畫》（2006）、《關於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的都督》（OnTu－duTibetan－ruled Dunhuang）（2006）。其中，岩尾一史師承武內紹人，雖然是初露頭角，但看得出來，他是想借助對敦煌所出藏文文獻的深研，試圖重構吐蕃統治敦煌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