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主要部分，在於“忠君”與“孝道”思想的體現。說明如下：
（1）儒家“忠君”思想在唐代敦煌佛教的體現
自古以來，儒家推崇王權，主張宗教也必須為君王服務，不能淩駕於王權之上。佛教為求順利宣教，必須比附中國傳統的王權思想，故也逐漸接受儒家忠君觀念。在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下，唐代佛教參與政事，為帝王服務，表達忠君思想的情形日益盛行，敦煌佛教界的忠君表現也無例外，具體表現在寺院和經變圖中。
①晚唐敦煌佛寺供奉唐玄宗真容
唐代從太宗以後，君王聖容多見於佛寺中，如中宗、睿宗、玄宗等人皆有真容像。君王聖容與神佛並立，顯現君王的權威，是佛教明顯的忠君表現。敦煌文書P.3451《張淮深變文》述及唐懿宗鹹通十年（869），遣使至沙州，當時“尚書授敕已訖，即引天使入開元寺，親拜我玄宗聖容”。可知敦煌在距玄宗朝一百多年後，仍於佛寺中供奉其真容，不僅顯示敦煌統治者歸屬於唐室的忠誠，也是敦煌佛教的尊君表現。
②晚唐莫高窟經變圖出現忠君護國題材
晚唐時期，莫高窟第12窟東壁，繪有唐昭宗文德二年（889）《報恩經變相》。而P.4640《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中記載了繪畫《報恩經變相》的目的，乃是為了“報四恩之至德”。“四恩”之中包含“國王恩”在內，正是表達敦煌的統治者上報“君親之恩”，歸順中原皇帝的忠誠之心。此篇銘文還曆數家譜，強調家族曆代都“孝悌於家，忠貞於國”，這正是佛教徒在佛窟禮佛時，反映了敦煌世家大族的忠君之心。
（2）儒家“孝道”思想在唐代敦煌佛教的體現
早期佛教傳入中國時，其教義與儒家的“孝道”思想確有差異之處。由於中國的佛教徒終究不能否定傳統倫理道德，因此，佛教在中國化的過程中，必然要吸收儒家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相融合。其中，“援孝入佛”也成為佛徒立身之基。佛教與儒家的孝道觀雖然多少有所差別，但兩者主張“報恩”卻頗為相近。
①唐代敦煌佛教徒傳誦孝道歌辭，講唱《報恩經》要義。
《舊唐書·玄宗紀》記載玄宗詔令天下僧道孝敬父母，並於開元十年（722）禦注《孝經》，這件事在唐代時期的敦煌已經演為佛教歌詠《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用來歌頌玄宗禦注《孝經》之事。從敦煌民間傳誦《新集孝經十八章皇帝感》的現象，可以看出唐代敦煌佛教對孝道思想的重視。
②唐代敦煌壁畫流行《報恩經變》圖
佛教在中國傳教，經常從佛經中選擇具有孝親內容的故事，利用繪畫、雕刻表現於石窟佛寺內。敦煌《報恩經》、《報父母恩重經》的流行，“報恩寺”的創建，以至於《報恩經變》圖的繪製等，在在都顯示出佛教致力於利用孝道精神，消除文化隔閡，使民眾加深信仰的虔誠。
唐代敦煌雖然是佛教城市，民間重視報恩之說的孝道思想依然十分流行。中晚唐之時，敦煌處於吐蕃異族統治之下，這一時期莫高窟繪有《報恩經變》的洞窟明顯增多。如修建於中唐的第154窟北壁、238窟南壁；修建於晚唐的第12窟東壁、第85窟南壁等處，都有依據《大方便佛報恩經》為主所繪製的《報恩經變》圖。而《報恩經變》所繪的故事，又集中於“以孝衛國”、“以孝複國”的《大方便佛報恩經》“序品”、“孝養品”、“論議品”、“惡友品”，顯然除了崇佛之外，也具有倡導孝道精神，不忘祖先的目的在內。
結語
佛教思想傳入中國後，對中國社會文化的影響頗為深遠。相對的，佛教也必須吸收中國傳統思想，才能去除文化隔閡，順利地在中國傳播教義。其中，佛教與儒家思想的融合，最具代表性。這個情況並不是佛教來到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區中原一帶才會產生，早在佛教從西域進入河西地區時便已開始了。
儒家思想早已在敦煌地區紮根傳播，是故忠君、孝親的道德人倫觀念，也在敦煌獲得發揚。佛教傳入之後，吸收儒家的思想觀念，使得儒釋兩家的思想密切交融。唐代之後，佛教經義與儒家思想的密切關聯，主要表現在忠孝觀念的融合上。
唐代敦煌寺學教授儒家經典，莫高窟經變圖表現孝道思想，還有不少敦煌文學作品與這些經變圖相應。佛教通過各種宣教方式，使佛教孝道中國化，也使儒家孝道佛教化，無論何者，孝道思想因此得以更加的通俗化。
儒家傳統孝道思想同時大量出現在唐代敦煌通俗文學與佛教文獻中，當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背景。窺其原因，蓋儒家思想由中原傳播到河西之後，能夠與當地社會文化相融合，不斷繁榮孳長，因而影響了佛教思想，使得唐代敦煌佛教不僅趨向世俗化，而且與儒家思想的融合更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