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入世思想，注重實際人生願望，反映世俗化的內涵。
儒家文化重視“社會人生”的價值取向，希望建立完善的社會，追求幸福的人生。佛教基本上則是出世而非入世，與儒家本不相同。但早自十六國時期，敦煌的佛教文化已經染上世俗色彩，它不隻是單純的宗教行為，也追求個人福報。唐代敦煌百姓崇信佛教，各種崇佛活動成為社會大眾祈求福報的生活習俗，難免蘊含了實際人生的功利動機，這應該是融入儒家重視“社會人生”思想所形成的現象。
2.吐蕃統治時期尊崇佛教，中原文化受到破壞，敦煌儒學何以繼續流傳？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推行吐蕃化政策，不用中原製度，中原傳統文化受到嚴重破壞，故敦煌的經史子集寫本，屬於吐蕃統治時期抄寫者，為數頗少。然而，當時沙州的主體居民仍是漢人，吐蕃致力改善漢蕃關係，籠絡世家大族，以求政治安定。是以敦煌望姓的影響力並未消失，他們曆代崇奉的儒家文化自然得以繼續存在。
《舊唐書》記載吐蕃讚普棄宗弄讚仰慕華風，遣子弟入國學以習《詩》、《書》之事。又八世紀末時，“前河西觀察判官朝散大夫殿中侍禦史”王錫寫給讚普的表章中，引用了《老子》、《禮》、《易》等中原傳統文化典籍，還用儒家王道理論來勸說讚普。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對當時的吐蕃人也應具有重要地位。
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僧人也以漢族居多數。寺學兼收僧俗弟子，高僧兼通儒釋兩家之學，教授的知識除了佛經之外，仍然包含四部要籍在內，其目的乃在用以施行教化。吐蕃在寺院設立“譯場”和“經場”，將佛經與儒家經典譯成藏文，敦煌藏文文書P.T.986正是當時敦煌流行的偽《古文尚書》譯文殘本。
敦煌居民多為漢人，受中原文化影響極為深遠，寺院在講經之外，兼授儒學，應比較容易讓民眾接受。吐蕃在寺學傳授儒家學術，將儒家重要經典譯成藏文，窺其原因，應是為了統治主要居民漢人之需，故儒學得以繼續流傳。
3.唐代敦煌寺學的興盛，及其教授儒家典籍的情形為何？
唐代敦煌文書題記中，記明有寺學的寺院，為數不少，如“三界寺”、“淨土寺”、“龍興寺”、“蓮台寺”、“靈圖寺”、“金光明寺”、“永安寺”、“大雲寺”、“顯德寺”等，可以窺見唐代以來敦煌寺學的發達盛況。
中晚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廢除官學，寺學大量增加，寺學學員除僧尼外，也吸收俗家子弟，由寺院僧侶擔任教學工作。歸義軍時期，敦煌寺學仍然興盛，其地位並不低於官學，應與歸義軍領導人及世家大族的鼎力支持有關。
寺學旨在宣揚佛教義理，故其教學內容多以佛教的經律論為主，但講學的高僧不僅精通佛理，往往也熟讀儒家典籍。故學子在寺學中所學習的知識，除佛經之外，還兼習包含儒家經典在內的世俗學問。敦煌長期受中原王朝統治，居民又多為漢人，不論是生活方式或思想意識，受中原文化影響極為深遠，寺學兼授儒典正是明顯的例證。
唐代敦煌寺學教授的儒家典籍，主要是《論語》、《毛詩》、《孝經》等，這些文獻可在敦煌文書中找到不少佐證：
（1）《論語》讀本，如P.2618《論語集解卷第一》，據題記可知是唐僖宗乾符三年（876）時，沙州靈圖寺上座隨軍弟子索珍所抄寫，敦煌縣蓮台寺學生張喜進學習《論語》的教材。S.3011《論語集解卷六》，據題記可知是唐憲宗元和五年（810）吐蕃統治時期，由敦煌僧侶馬永隆手寫的讀本。S.1586《論語集解卷第二》，據題記可知是金光明寺學郎沙門寶應所抄寫。
（2）《毛詩》讀本，如P.2570《毛詩卷第九》，據題記可知是約當唐懿宗鹹通十一年（870）時，淨土寺學生趙令全在寺學所讀的教材。
（3）《孝經》讀本，如S.728《孝經》，據題記可知是吐蕃統治時期，敦煌靈圖寺沙彌德榮於丙申年（816，唐憲宗元和十一年）寫過，至四年後的庚子年（820，元和十五年），由靈圖寺學生李再昌抄寫。
以上所舉《論語》、《孝經》、《毛詩》等儒家經典寫本之例，其抄寫者的身份，都是唐代敦煌僧侶或寺學學生，可知當時敦煌佛徒誦讀部分儒家典籍應是普遍的現象。這也足以證明唐代敦煌的佛教徒並不排斥以治世為職誌的儒家思想，而且注重儒家修身養性之學，所以會在寺學中傳授一些特定的儒家經典。
4.唐代敦煌佛教融合儒家思想，其主要內涵表現為何？
儒家的“忠君”與“孝親”觀念，早已在敦煌地區傳播流行，成為中心思想。佛教要能流行於敦煌，必須與傳統儒家思想相配合。據此可以窺知，中晚唐時期，莫高窟出現大量以孝親、忠君為題材的經變圖，如《報恩經變》、《天請問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等現象的原因，應當與佛教融合儒家思想的作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