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北江陵人，他不僅是明代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與張四維也有著密切聯係。他自隆慶元年起進入內閣，隆慶皇帝去世後，年幼的萬曆帝登基，張居正聯合李太後和馮保擠走了高拱，自己成為內閣首輔。當時的皇帝還是個不到10歲的孩童，兩宮皇太後就將國家政務一並委任給了張居正。這是張居正執政的黃金時期，他自視極高，稱“我非相，乃攝也”，由輔政而躍為柄政，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意欲實現政治理想，竭力推行改革，全麵掀起一場重大革新運動以挽救逐漸衰敗的明王朝，力圖消除政治、經濟、軍事及外交等各方麵的危機。同時，張居正也將個人的權力發揮到了最大限度，即使是年幼的神宗也隻能聽任自己的這位老師隨心所欲地操縱國家政權。
張居正前後主持國政有10年的時間，在政治上頗有建樹，他所采用的主要革新措施有：推行一條鞭法，清丈土地；消減支出，裁除冗員；加強軍事方麵的防禦，起用名將戚繼光等來訓練士兵；任用潘季馴治理黃河和淮河。這一係列新政在當時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史書將這個時期稱為“明朝中後期的黃金時代”，其時國庫餘額十分充足，國力堪稱富強。作為張居正一手提拔到內閣的下屬，此時的張四維全心全意地支持張居正的一切政令主張，貫徹他的改革措施，采取“得盜即斬”的強硬手段，推行“一條鞭”賦稅製度，大力裁汰冗員，減少支出，防禦韃靼，浚治黃淮等，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平常在朝中相處時，為了小心起見，張四維也事事順從張居正，不敢有所違逆。
第4節自任首輔，全力“倒張”：在張居正卒後執掌朝政
萬曆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卒，在他身後不久，一場轟轟烈烈的“倒張”運動拉開了帷幕。張居正死後，張四維成為首輔，時年57歲。他在萬曆皇帝的支持下登上了首輔的位置，見怨恨張居正的朝臣很多，張四維決定以寬大從事，安定人心。他勸皇帝改變此前過於繁苛的種種政策，施惠天下，起用受張居正排擠或罷官的重要人物，恢複他們的職位。朝政氣象為之一變，不再是張居正執政時的局麵，大臣們逐漸開始上諫發表自己的意見。
“恥為臣下挾製”的神宗乾綱獨攬，在他的授意之下，張居正逝後不到100天，張四維就率領著自己的門生、部屬開展了一場全力“倒張”的運動，全麵清算張居正殘餘黨羽勢力。對於萬曆朝的這場重大變故，直到今天，曆史學家們仍然在爭論不休。其實，張四維之所以要清算張居正的勢力，考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首先，張四維的這一舉動是為了迎合神宗皇帝獨攬大權的需要。神宗年幼登基，不得不放任張居正獨攬大權多年。然而，隨著神宗的年齡增長，他對張居正生前的嚴加管束開始感到極為不滿。可以說，張居正的態度激怒了皇帝，這才是他在死後受到清算、家族蒙禍甚慘的根本原因。
隆慶六年（1572）六月，張居正趕走高拱自己成為內閣首輔，當時的神宗尚還年幼，兩宮皇太後對他也信任有加，一應政事都由張居正決斷，“慈聖徙乾清宮，撫視帝，內任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張居正的權力在萬曆朝也達到了頂峰，他深受神宗母子的信任，成為國家政權的實際掌控者，年幼的神宗無法親自過問政事，隻能采取加大恩賜的方式來拉攏他。一時間，皇帝對張居正的寵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人筆記小說《穀山筆麈》有這樣的記載：
江陵相君柄政，上眷顧殊絕，古今無兩。每日禦講筵，講臣出就直廬，平漏，相君以侍書入，在文華殿東偏張一小幄，相君、司禮侍立，造膝密語，於此見之，上顧相君有所欲語，正字即卻走，出殿門，少刻，聞語止乃入。一日，江陵在直廬感病，上禦文華後閣，親調椒湯，使使賜之。又盛暑禦講，上先就相君立處，令內使搖扇殿角，試其涼暄；隆冬進講，以氈一片鋪丹地，上恐相君立寒處也。
大權在握，又在太後、皇帝如此的優待厚遇之下，張居正逐漸專橫獨斷、凶橫跋扈，於慎行在《穀山筆麈》中記述了這樣的事例：
萬曆甲戌五月，穆考附太廟，一日東閣會揖，相君謂少宗伯汪公鏜曰：“附廟，新主當從左門入，以高廟在上故。”汪曰：“故事，當從中門。”相君曰：“安知故事不謬？第從左門入，不必議。”汪俯曰：“唯。”萬曆初年，議理論政之體皆仿此。
從以上事例中，我們不難看到張居正實際行政權力的強大，他的言行舉止中都透露出一種跋扈之氣。為了堅持自己的主張，不惜在朝政掌故上改變慣例和規則，按照個人的意誌行事。其實這些行為都是為了表達一種姿態——作為當朝權力的實際執掌者，他的絕對意誌是不可動搖的。而且，隨著執政時間的加長，張居正在政治生活中的獨斷專行亦愈演愈烈，逐漸在萬曆初年形成了“首輔一言堂、無人敢持異議”的局麵。他不僅在朝政上專斷，偶爾難免將尚在幼年的皇帝也不放在眼裏，處處以老師自居，時間久了，難免會引起神宗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