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上麵的分析即可發現，並不能因為王崇古的家族在經商並抓住了“封貢互市”的這一巨大商機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商業利潤，就簡單地認為王崇古、張四維等人在這一利國利民的重大政治決策上，極力主張和談互市，僅僅是為了給族人做生意開辟市場，出自於單純從中漁利的目的。這種簡單化的看法，不僅對為邊疆民眾安居樂業、經濟空前繁榮發達作出了巨大貢獻的王崇古是不公平的，同時也有違曆史的真相。
隆慶和議具有重大的曆史意義和現實作用。通過封貢、互市，明王朝與蒙古部族建立起了正常的貿易關係，極大地改善了雙方的軍事對立局麵，蒙古諸部不再依靠劫掠搶奪等方式來實現對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同時，軍事擾亂和敵對狀態的停止，不僅確保了明朝長城沿線較長時間的和平，也促進了邊疆地區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從開國以來，明朝就不斷受到蒙古的騷擾，延續了200多年。明政府雖把對付蒙古勢力作為邊防的重點，采取了種種措施，但卻一直都未能消除明朝北方的禍患。自從俺答封貢之後，明王朝在邊防軍事上的壓力也減輕了，財政和經濟上都減掉了很大的負擔，“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裏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
隆慶和議之後，蒙漢人民化幹戈為玉帛，和平雜處，互市貿易蓬勃開展，長城不再是阻隔明蒙雙方的界限，而成為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場所和彙聚點，邊境屯田的糧食產量也大有提高，糧價不到此前的一半。“千裏無複人煙”、“至窮至苦”的大同也逐漸發展成邊境商業巨鎮，明人在史書中記載了當時邊塞的繁榮景象：“九邊如大同，其繁華富庶不下江南。而婦女之美麗，什物之精好，皆邊塞之所無者。”
互市貿易市場上的暢銷貨物，如漢族的棉布、瓷器、煙草、茶葉不但極大地改善了塞北遊牧民的生活狀態，也改變了江南漢族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北疆市場的大量需求，直接促進了江南地區棉織業、絲織業以及製陶業等手工業的發展。以貿易為紐帶，中原與塞北之間的經濟、文化等各方麵被聯結在一起，並向周邊輻射擴展。江南地區的紡織品輸往北部邊疆和蒙古遊牧地區，當時中國的商品經濟中心——江南和北方草原地區被連貫起來。為了滿足邊境貿易的商品需求，晉商的足跡已經到達了江南、廣東等地區來尋求購買商品，王崇古就曾經發出過指令：“廣召商販，聽令貿易。布帛、菽粟、皮革遠自江、淮、湖廣幅車奏塞下。”
北部邊疆的和平穩定，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商人們不遠千裏、長途跋涉，自發地雲集到邊疆地帶，帶動了農業經濟與遊牧經濟的交流和互補。隆慶和議不僅給商人帶來了廣闊的市場和巨額利潤，也給明朝百姓帶來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一度處於軍事衝突前沿的大同與豐州灘等地區，在互市之後成為蒙漢民族經濟文化交流彙聚的重要場所，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明末乃至清代。對此，清人魏源曾作過較為公允的評論：“高拱、張居正、王崇古，張弛駕馭，因勢推移，不獨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為本朝開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今受其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