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酒窖確實為中國人爭了光，也大大激發了張弼士和他的同侔們爭雄的信心和勇氣。當然，它也為後來張裕白蘭地、葡萄酒一舉成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酒窖建成，可說是廠房的重點工程宣告成功，以後就是在酒窖上蓋廠房了。在廠房施工的同時，張成卿不忘叔父的囑托，要修一條路。
大馬路的西首是一條季節河，煙台人叫東河。夏末秋初，大雨滂沱，山洪暴發，河水暴漲，東西交通就完全隔斷了。但用不了多久，山洪瀉盡，又會細流潺潺，溫柔莫名。這時，附近人家的婦女就會端著大木盆，把積攢的髒衣服，待拆洗的被褥都拿了來，盡情地用清湛湛的河水洗滌。這時，空氣也變得格外清新，淺淺的河水上放幾塊大石頭，連綴成一座斷斷續續的漫水橋，男人們過“橋”去串門，結伴享受雨後的愜意。然而用不了多久，剛剛被衝刷幹淨的河床又會堆滿雜物，洗刷鹹魚的惡臭充溢河灘，髒水髒物都傾倒在這裏，又變成了人們掩鼻而過的臭水溝。
這條河的北端臨近大海。
張成卿雇工將東西兩岸用大青石砌起來，上麵蓋上了水泥板，讓這條東河變為地下河——當然，隻是在張裕公司以北。於是這裏就出現了二條又寬又平的馬路，不僅給張裕公司帶來了運輸貨物的方便，而且也為市民造了福。到“法國醫院”看病的人鮮有不走此路者，即使洋行裏的時髦男女也無不徜徉在這條馬路上，眺望海裏的鷗鳥上下飛翔，沐浴著清爽的海風，可作盡情的遐想。路雖不長，卻與張裕相連，因此命名為“張裕路”。
士的社會貢獻。以至若幹年後，“膠東王”劉珍年統治煙台時，揚言不準用私人的名字命名道路，也徒歎奈何。市民不買他的賬，仍台階。
第三節
張弼士有記《手記》的習慣，現在僅存的《手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本公司將用玻璃樽極多，若出酒十萬箱，每年玻璃樽大小約用一百至二百萬個。查附近煙台，惟日本最近，日本所出之玻璃，料貴又不甚佳，大者每百隻取價六元，小者取價四五元，通共計算，每年不下十萬元之數。若向外洋來購，此又一漏卮也。查泰西所造之玻璃樽，其料更美，且成本之價，大者每百隻一元四角或一元五角，小者一元左右，是以今擬本公司勢必要顧（雇）司阜（即師傅，指製樽技師）辦機器廠自造，每年至少可省六成，即銀洋十萬元中之洋六萬元者也。此事查洋開辦之日，仍要稟請奏明立案，並請就近取沙采石為料，亦一要緊事也。
張弼士是個絕頂精明的商人，在經營管理上他總是錙銖必較。
《手記鄉中還有這樣一段話，既可見他創業的艱辛，也可見他創業的精明。照錄於下：
買地一百畝，地價並做好每畝按洋一百二十元，共約洋一萬二千元。每地一百畝，種葡萄五萬株，買種活實秧額每株作成本一角三分，共約洋六千五百元。每地一百畝，要用竹竿五萬枝，每枝約成本三分，共約洋一千五百元。以上三柱共成洋銀二萬元。此係作為生產之物。
每地一百畝，長年看守工頭薪金，按洋一百元。又用理園古裏粗工，二十人，十個月並采運葡萄回廠工資約洋九百元。又當年以後每年補貼竹竿子一萬枝，並園用鐵絲鐵釘，按洋五百元。又自出葡萄年起，三年後每年另加肥料，約按洋五百元，以上四柱，共洋兩千元，此係每年出葡萄成本者也。
每地一百畝，セ種植之年算起，三年之後每年每株可出葡萄五斤，計出葡萄二千五百擔，每擔一百斤，約成本八角。加老本連息亦不過每擔洋十六元。每葡萄一擔，做紅兀酒除酒糟外，可得四十八擔，即四小箱，或一大箱。
加箱一萬隻，該洋三十元，每酒一萬箱，加酒樽並破壞十四萬隻，每百隻按洋六元，共約八千四百元。每酒一萬箱，見錫頭塞子兩項共十萬隻，每百隻按洋二元五角，共約洋三千二百五十元。每酒一萬箱，加草並裝工，生箱按分五裏，共該洋一百五十元。以上四柱，繳費並葡萄成本，合共成本洋一萬六千八百元。若加上老本息，共洋十萬八千八百元。加酒樽自製，每酒一萬箱，至少亦可省洋四千八百元及老本息不計外，每酒一萬箱，成本約洋二萬二千元。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丙申所做之酒，所按之價格，乃照第二次雇之酒師所作成本，及便買之葡萄度數力量，按該年之情形而推算。因第二次之酒師（即雷德弗）不分明此遭，乃一騙子也。如第三次請來之酒師，真是分明此遭，是以各事與前不同。初開辦是故成本略重，將來獲利必厚。
查種地百畝，做酒二萬箱，及現下每年局費七千餘元，如種地三百畝，做酒三萬箱，局費八千餘元。種地六百畝，做酒十萬箱，局費不過二萬二千元之譜。
至若機器局費，所爭不多，隻係仍要搭二大廠，與做粗工者用。如每年做酒一萬箱，才本息不計外，約可得息兩萬元之度。如做酒六萬箱，可得息十三萬元至十八萬元。如能做至十萬箱，可得息二十五萬至三十萬元。或至四十萬箱，獲利可在百萬以上。此係大略情形也。如葡萄多種，財得力更多，該下未能料足也。
這份《手記》實在是難得的資料，他記錄著一個企業家的精密心機，連“錫頭塞子”、“鐵絲鐵釘”都精打細算，甚至算到了“一分五厘”。真可謂滴水不漏！他總是對張氏的子弟們講：“錢是算出來的。一個買賣如果不算賬，像官辦的大員那樣，不倒閉、不破產就是怪事了。”所以他製定的張裕管理體製是“總經理統管下的部門分工負責製”：由廠工（生產）、進出貨（供銷）、銀錢賬目（財務）、雜務（總務）四大部門組成；每一部門由一名商董（經理）負責，下設執事（職員）和監工管理生產；執事和監工是要住廠的，而財務規定必須由總經理經常過問。
建廠之初，在跟盛宣懷洽談的時候，盛道台是拍了胸脯的：
“所用玻璃酒樽我可以負責供應。上海有機製玻璃廠，成本十分低廉，完全沒有問題，需要多少供應多少。”
張弼士得到了這種允諾，一顆懸著的心完全放了下來。可不要小看這盛酒的玻璃瓶子。曾幾何時，這玻璃製品還是個“稀罕玩意”，是泰西獻給清廷的貢品，常人百姓是根本看不到的。中國造酒的曆史很久，但盛酒的器具卻多是陶製品和竹製品，如酒甕、酒壇、酒簍之類。現在張裕造的是葡萄酒，是風行國外的“洋酒”，自然得有個“洋打扮”，非玻璃不可。可會造“玻璃酒樽”的，惟日本最近，現在盛宣懷既然承諾可以保障供給，張弼士還不是如虎添翼。
然而，一旦真的運作起來了，盛宣懷之流就難免“官商”本色畢露了。他們習慣了“皇帝的女兒不愁嫁”，質量根本得不到保跡，交貨的日期也常常“延期”，以致無法準時從上海發貨，常常誤了船期，再加上“野蠻裝卸”（負責承運的是盛宣懷壟斷的輪船局），菠報極多翹過百分之四十是常事，又不敢也沒法向船方索賠。張弼士隻能喟然長歎；“歸國辦實業太難，常常出人意表。”對這種允諾完全有效，可實際上又完全無效的情況，是他從未經曆過的，明明凡不符合商界慣例，卻又十分符合國內的通例，大家司空見慣，誰也習以為常。可張裕一個新建的廠子卻受不了，不僅成本大為提高，而且難守商業信用。
張弼士決定自己辦一個玻璃廠，就地取材，自造酒瓶，既減少了運輸費用，破損率又低。十萬元的花費可省六萬，何樂而不為？
這件事竟然得到了盛宣懷的支持。按說這是“違約”的，可盛宣懷隻是淡淡一笑，說道：“振勳翁真是很會算賬的。”然後就交待手下，“全力支持，有求必應。”
果然，從上海運來了機器，還隨同來了“司阜”，不僅協助安裝，而且指導生產。
張弼士感動萬分：知我者，杏蓀也！弼士貿然回國興辦實業，首先得到的鼎力即杏蓀；每遇障礙，伸出救援之手的也是杏蓀。
有此知己，可謂萬幸！吾將有報於知音，早日請他喝張裕酒！
玻璃廠選在大馬路南麵，現在的天主教堂西側。人們不能有佩服張弼士當初為酒廠選址的高明，瀕臨東河地帶本來是不宜辦廠的，可是製造玻璃卻適得其所。占地不多，排水方便，原料有限；
產品供應酒廠，就在附近，省去了運輸費用。
當然，張弼士當時絕對不會有“係統工程”的觀點，他隻憑著商人的精明，認定應當使自己的產品成為“係列”。為了節省開支，他多種經營。這個玻璃廠除製造裝酒所需凹底及平底酒樽外，還製造其他用品，如平板玻璃、玻璃管及各種容器、餐台器皿和藥用玻璃容器等。再往後還打算製造電燈泡，但終因技術太難，鎢絲來源又沒法解決而作罷。
張裕後來推銷自己的產品，向酒樓餐館贈送玻璃酒杯、盤碟，上麵均鐫有“煙台張裕釀酒公司敬贈”的字樣。這些器皿完全是自己玻璃廠的產品。
張弼士“事必躬親”的積習也體現在玻璃廠裏。他和“司阜”起研製模具。張裕的酒瓶那高高的瓶頸，就是他的主張。他說：
“我到歐洲，看到過很多教堂。走進去，那頭頂上的空間高高的，越往上越尖，不由得你不產生一種肅穆感。我不信上帝，可我相信建造教堂的設計者。咱們的酒瓶就要這個效果，看到它就想到教張裕的酒瓶確實很有特色，給人以”崇高的感覺，似乎是西方文化在東方的結晶。
玻璃廠開工了，在煙台的東市區確實是一件大事，因為在那前後幾十年裏，這裏惟一冒煙的工廠就是它。“裏麵有個大鍋爐，能把砂子燒成‘紅開水’，赤身裸體的男人用一根鐵管子，蘸一點‘紅開水’，然後放進一個什麼東西裏用勁一吹，用車一磕，冒一陣白煙，瓶子就出來了……”
人們都這麼傳說著，好神秘！於是孩子們爭相“爬牆頭”，去窺視其中的奧秘。牆外疊著羅漢，牆上人頭攢動，牆內工人難免受影響。後來張弼士讓人在牆頭埋上“玻璃茬子”，碎玻璃尖尖，令人望而生畏，這才沒有人再敢爬牆頭了。
但是頑童不怕，他們拿來了彈弓，用“石彈子”來了個“萬箭齊發”，消除了“玻璃防線”，然後照樣疊羅漢爬牆頭，“參觀”玻璃工廠。
然而，總有殘存的“玻璃茬子”作祟，這天就把一個姓潘的頑童紮得滿手鮮血淋漓，哭喊聲驚動了來廠裏視察的張弼士。
張弼士讓人給那孩子包紮好，然後問：“你為什麼要爬牆頭？”
他說的客家話，那孩子不懂，直搖頭。那個替孩子包紮的工友充當了翻譯：孩子說，他想進去看看怎麼吹那“紅泡泡”。張弼士很喜歡這個兩眼透著靈氣的小男孩，親自送他回家，工友隨行，權充“通司”。
這個小孩是有名的潘家醬園的孩子。醬園業在煙台是最早興起的輕工業。當時煙台盛產魚蝦，鹹魚成為家家戶戶的“當家萊”。張弼士來到潘家，一人院門就看到院子裏縱橫交錯地拉著“綠豆條”。所謂“綠豆條”，就是像綠豆一般粗的鐵絲，但卻不是由此而得名。“綠豆條”是用來曬魚的，招來許許多多的“綠豆繩”（綠頭蒼繩），首尾相接，將一根鐵條變成了“綠豆條”。這也成為煙台小城幾十年的“風景線”，家家戶戶都有。否則，春天不曬魚，終年無“就頭”。潘家自然也不例外。
家家戶戶都吃很賤的魚，萊卻十分難得。周圍的地很少，得種糧食，就活命而論，糧當然比菜重要得多。當然，也有地多的人家種菜致富，種的大都是一季菜，像蘿卜之類。要貯存，就得靠醬園子了；有錢的人家，或者平常人家來了客，自然要吃鮮魚，清水煮鮮魚不好吃，也得靠醬園子。所以醬園業應運而生，特別是麵醬，簡直是煙台的傳統產業。隻可惜，小城煙台的人不懂得聯合，更不會聯合投資，所以規模都很小。潘家醬園有點名氣是因為他們的信譽好，不肯像其他醬園子那樣，麵醬裏生了“蝌坯”（幼蛆和待孵化的蠅卵），用細磨一磨仍照原價賣。其實就資本而言，潘家老板仍是個上不得台麵的小老板。當時煙台醬園眾多卻均不成規模，直沒有似濟寧“玉堂醬園”那樣的大買賣，這是張弼士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直到後來他當了商務大臣，仍未解開心中這個謎。
隻說當時，張弼士在潘家院子裏被掛曬的鹹魚碰得左躲右閃，引出了潘家夫婦。聽說是兒子淘氣，潘老板就要“當麵教子”，被張弼士攔住了。及至聽說眼前站著的竟是名震煙台街的大富翁張弼士時，不由得誠惶誠恐，手足無措了。
張弼士十分友好地與潘老板說了幾句客套話，又買了幾樣鹹菜才往外走。這鹹菜中就有“鹹疙瘩”和“豆腐乳”。這兩樣鹹菜後來在巴拿馬世界博覽會上也都獲了獎。隻不過煙台人對祖宗的遺產扔得太快、太幹淨，沒有像濟寧“玉堂醬園”那樣，把得獎的“糟魚、醉蟹、包瓜、醬茄”發揮光大，成為“拳頭產品”、“世界名牌”而已。兩種鹹菜的獲獎是否與張弼士有關，不得而知，但當時張弼士卻是“報聘團”的團長。這就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