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遭際“甲午海戰”，無心介入“餘黨”與“後黨”之爭的張弼士卻受到了牽連。三十萬兩銀子破財免災，得了個空街侍郎；黃河賑災，他又花去三十萬爵銀子，得了座牌坊。
公元一八九四年，歲次甲午。這年是中國曆史上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爆發了中日甲午之戰。
按說，這一年大有“祥瑞之氣”，農曆十月初十（公曆十一月七日）是慈禧太後的六十壽誕，所以稱之為“萬壽年”。
“萬壽年”的秋天，寒氣來得早，帶來一股肅殺的威脅，不過，那個被張弼士在上海收留的張亭之，卻興致勃勃。這是個不中不洋，卻又兼通中外的能人，別看鼠目歪嘴，卻能說會道，對任何事物都別有一番見地。
他一見到張弼士，口氣也變了，直以“宗弟”自居：
“振勳兄，我有一事直言相告。”
張弼士並不計較他的失禮，應道：“但說無妨。”
“我認識朝廷慶典處的一位會辦，真是天緣巧合，多少人都在挖門子、找線索，向老佛爺敬獻忠心，現在我們的門徑自己來了。”
張弼士沉默不語。
對張亭之的心事，張弼士自然心知肚明。老實講，對國內這種拉拉扯扯的積習，他一開始是深惡痛絕的，但他是個商人，又不得不入鄉隨俗，而且漸漸地習慣了。然而，他從來不曾把這當成榮耀的事，所以在內心對張亭之的乖張行徑看不慣，自然以沉默對之。
八九四年是慈禧太後的“整壽”，為了讓這位老佛爺的“六旬大典”辦得隆重氣派，早在兩年之前就成立丁慶典/小，派劄東王、慶郡王以及戶、禮、兵、工四部尚書監理此事。外省大員乃至受朝廷器重的外藩顯貴都要進獻“萬壽貢品”，備受慈禧寵愛的大太監李蓮英竟敬獻了幾噸重的巨型寶石，銀嚴花得像流水二樣。這期間，慈禧太後還為自己遊樂，挪用海軍經費？丁萬網白銀修建了二座“頤和園”，所以才導致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整個慶典耗銀一千五百萬兩，海軍經費隻是其中二部分而已。
民脂民膏在製造著濃鬱的節慶氣氛。北京城裏的街道側ī而在修葺，沿途彩樓在抓緊搭設，慈禧太後由頤和園進皇宮所經過的道路兩旁，都要搭建龍棚、龍樓、經棚、戲台、牌樓、亭郵，數以百引一的景點都極盡雕琢之能事，“以昭敬慎而壯觀瞻”。
這種情況張弼士當然知道。慈禧六十慶典壓倒一切軍國大事，又弄得如此招搖，哪怕是個聾子，也會如雷貫耳，何況他張弼士已不再是一個“在商言商”的人物了。
來慫恿他送禮的人實在太多太多，哪個都比鼠目歪嘴的張亭之有頭有臉，隻不過他們說得不像張亭之那麼直截了當罷了。
他想到過“人鄉隨俗”，但卻猶豫再三。他不習慣，也不甘心，更不願“趨眾”，像那些削尖腦袋，鑽營邀寵者，對“貢獻萬歲”甘之如飴。他有自己的思想，於是情不自禁地對張亭之說：“不是有懿旨，不準送賀禮嗎？”
張弼士說的對，確實有懿旨。
事出有因。這年的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不宜而戰，在牙山口外的豐島海麵擊沉了商輪“高升”號，馳援朝鮮的七百多名清兵全部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對日宣戰，中日甲午海戰正式爆發。在這種情況下，慈禧太後才頒曾說：“自六月以後，倭人年釁變亂，藩封存耳目之觀，受台策之祝耶？所有慶典，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禮，宜即行停辦。”
張弼士指的就是這件事。
然而，張亭之說話了：振勳兄，這就是你太不了解中國的國情了。在官場上，言與行極難統一，有些事當麵是這麼說，卻偏偏得那麼做。比方這慈禧慶壽吧，你得揣摸她的真實想法。她早說了，誰要攪了她的事，她跟誰沒完！所以，那些王公大臣哪個不拚命討她的歡心了可她又不能不假惺惺地表白幾句，否則就不能‘俯允輿情’了。她是‘既想當婊子，又要豎牌坊’，嘴裏說要停收賀禮，骨子裏卻希望你們送得越多越好。大臣們在官場裏混久了，哪個不洞察這位老佛爺的心？所以，誰也不會把戰事放在心上。
前方戰事再緊，京城裏照樣笙歌曼舞，隻要戰火不燒到紫禁城，就會把慶典辦得錦上添花。
張亭之口若懸河地說著，張弼士在內心暗暗稱是。這其實是一個十分痛苦的過程。最初他是瞠目結舌的，萬萬想不到一個講“誠信”的古老帝國，竟會有“官方的謊言”如此流行。然而他已涉足官場，憑一個商人的敏感，便立即明白“滔滔然天下皆是也”，官場的這種痼疾，是舉目皆是的。他無力回天，隻能隨波逐流。然而，這次他卻不肯“人鄉隨俗”了。
張亭之仍在喋喋不休：官場的機遇比商場的機遇更為難得。
商場稍縱即逝，不過是錯過發財機會，少得銀兩若幹而已；可官場就不這麼簡單了，不惟瞬間即逝，而且會帶來猜忌，不是‘知己’就是‘異己’，你要清高，就會把自己劃人‘異己’之列。
張弼士讓這個歪嘴說得心情沮喪，暗自思忖：果真要去送禮嗎？而且要送給一個他為之側目的女人？這女人隻比他大了四歲，應當屬於同代人，可是卻執中國三十餘年的權柄，不同尋常呀！
坊間有些市井議論，以傳播緋聞為能事，其實不過是淺薄的巷議而已，他張弼士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顧的。以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之眾，讓二個風騷娘們統治了幾十年之久，豈不是天大的笑話！滿朝文武中不乏精英，類似曾國藩、左宗棠那樣有韜略的人物都在這女人麾下殫精竭慮，隻此一點便可見她的善於用能人。同治中興業績有目共睹，“垂簾”自不必有微詞，他是不以張亭之的輕蔑為然的。但是，他依舊不喜歡這個陰鷙的女人。他覺得這女人手段太狠毒，手腕太狡詐。以他在國外的經曆，他覺得荷蘭女王、英國女王更可親一些。同是女王，同樣“進貢”，他更願向女王“進獻貢物”，而不願向太後報效“慎敬”。
所以張亭之一下子陷進自己掘的泥坑裏去了。他本來以為張弼士會欣然同意“報效”三十萬兩銀子的。為此，他可以有不菲的“回扣”，而且還可能會通過曲裏拐彎、掛掛拉拉的關係與慈禧太後聯上“幹親”。
慈禧姊妹當年扶著父親的靈柩沿江返裏，路過某地，當地官吏吳棠送上了百兩“賻銀”，後來才發覺送錯了。但卻聽師爺之計，將錯就錯，祭拜如儀。感動得慈禧將吳棠之名記人因篋，對妹妹說：“他日我姊妹如得發跡，當不敢忘吳大人洪恩！”所以後來吳棠官至四川總督。吳棠為官極貪，但禦史參奏一本，慈禧便駁一本；
當時，慈禧為收買人心，縱容清流大肆彈劾，要是他人早已下獄問罪，可在吳棠，卻是好官依然故我，清議均被擱置。吳棠的一個庶出女兒被慈禧認作幹女兒，這女兒的親生母親是吳棠的寵妾，寵妾的幹姊妹又是張弼士第三妾的幹姊妹，這樣就能攀上“千親”，隻可惜張弼士不肯掏這三十萬兩銀子。
張亭之的全部謀劃落了空，氣得慶典處的那位會辦也大發雷霆。但數目已登記在冊，這可是“有案可稽”的，上頭追究下來，就是將兩人碾為齏粉，熔鑄成白銀，也無法彌補這“天文數字”呀！
於是張亭之由此將張弼士恨之人骨。
這年的年底，已是公曆一八九五年了。中日甲午之戰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海上經曆了大東溝之戰後，北洋水師仍有大小戰艦十五艘，魚雷艇十三隻，可是卻龜縮在威海衛港內，等待著挨打。
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雖然極想出海尋求戰機與日本海軍決一雌雄，但卻奉有李鴻章的嚴命：“以保船製敵為要”，“不得出大洋浪戰”。陸上情況更不容樂觀，山東巡撫李秉衡深感“練軍兵數較單，實屬不足分布”，而且“舊存軍械本屬無多”，又多是“舊式洋槍，難以及遠”，更可怕的是“衙門習氣”，視戰爭如兒戲。二八九五年二月二十日，日軍在山東榮成的落鳳港登陸，攻陷榮成縣城，采取包抄後路的辦法，進犯威海衛。緊急戰報，羽檄交馳，可是到了各級衙門，竟然均成了“死信”，因為“過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各級官吏都要祭祖，與家人團聚，衙門裏照例闐無一人。待到他們歡度完新春，正月十五開始上班，威海衛的局麵早就不堪收拾了。
威海衛陷落於日軍之手，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水師提督丁汝昌自殺，其餘將領除陳炳昶等少數敗類用“降紙”換取苟延生命之外，均以頸血表示了對祖國的忠誠，下層士兵官佐也沒有一人投降。
甲午海戰以中國的慘敗收場。大清帝國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賠償日本白銀二萬萬兩。
——一個泱泱大國敗在“島倭”手裏，日本在短短數月內，摧毀了李鴻章一手訓練的北洋陸海軍和花費數千萬兩白銀，經營六年，號稱固若金湯的大連灣、旅順口和威海衛海軍基地。消息傳來，朝野震動，輿論鼎沸，矛頭自然指向了那個當朝大員李鴻章。
張謇上了《推原禍始，防患未然，請去北洋折》，是其中很具代表性的一例。折中寫道：
試問以四朝之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曆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官，脅製朝廷，曾無一端立於不敗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不痛心？
張謇就是這一年的“新科狀元”，他的話是很有分量的。
普天下更是眾情激憤，要求“斬李合肥（李鴻章是安徽合?人），以謝天下”，舉國都沉浸在喪權辱國的切膚之痛中。北京更是輿論鼎沸，泱泱大國敗在彈丸小國手中，嚴重傷害了民族自尊心，舉國上下都彌漫著自強維新、報仇雪恥的濃重氣氛。這期間發生了“公車上書”事件，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康有為、梁啟超聯合了十八省的應試舉人一千多人，聯名上書，請求清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事”，“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
這一年，張弼士從南洋匆匆趕到了煙台。曾有人勸過他要遠離戰火，煙台距威海衛太近了，簡直就是前線。他反詰：“譬如家中失火，你是遠遁，還是往前？”
對方被問得十分尷尬，又道：“你一介商民，於事何補？”
他凜然回答：“可我是炎黃子孫。不能救火，也要目睹慘狀，激勵鬥誌。”
也許因為他在國外，也許他真的不太熟悉清廷宮內“帝黨”與“後黨”爭鬥的詳細情況，所以他對國內的紛爭，倒有幾分冷靜，幾分超脫。他也在思索：“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希望在哪裏？”但卻不肯“徒為口舌之爭”，不肯卷人官廷鬥爭的漩渦。
對張謇的指責，他既感到痛快，又有所保留。張謇當時雖然已負盛名，但在商業上尚未有大的建樹。張弼士隻知道他是“新科狀元”，文章高屋建瓴，富有文采。他甚為張氏一姓出此才子而引為自豪。至於引為同調，在商界聲氣相投，那是後來的事。張謇年齡小了張弼士一旬有餘，所以在張弼士眼裏就未免有點“少年氣盛”了。
“二紙く馬關條約》，確實是幾罄中國之膏血，國體之得失無論矣！然而殊不知這是‘城下之盟’呀！打了敗仗，總得有人去簽訂條約，誰去誰就是漢奸、國賊，也未免有限公平，至於戰爭失敗，李鴻章當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是獨獨把他說成罪魁禍首，就未免有‘替罪羊’的嫌疑了。”
他似乎看得更清楚些，覺得這個李鴻章自有難以言狀的苦衷，內心也就有了些許的同情；特別是對李鴻章二十年篳路藍褸經營洋務的艱辛二筆抹煞，他甚為不平。李鴻章辦實業的頑強精神是他心儀的，就在前二年十月十九日，上海機器織布局失火，廠房機器焚毀殆盡。事後沒有半月，十二月三日李鴻章即奏請重整上海織布局。僅僅一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就又機聲隆隆，織梭如飛了。
這種在挫折之後能立即爬起來，勇往直前而不肯稍歇的境界是他張弼士孜孜以求的。因此，他對李鴻章頗有好感，不肯落井下石。
他告誡自己：“觀人於不得意時，於不得意而忽得意時，於得意而忽不得意時，不失其常，庶可謂士。”觀人於此，觀己也應於此，不能在這時候人雲亦雲，把“學習夷務，振興實業”也當成禍國殃民的罪狀，而要一如既往地繼續走振興實業，挽回利權，借以報國之路。
理智上他是有自己的主見的，但畢竟喪權辱國的切膚之痛索繞心頭。“此次和約，其割地駐兵之事，如猛虎在門，動思吞噬；賠款之害，如人受重傷，氣血大損”，“外洋之工作巧於華人，外洋之商本厚於我國”，“今通商新約一旦盡撤藩籬，喧賓奪主，西洋各國，援例盡沾”，“以我切膚之痛，益彼富強之貿，逐漸吞噬，計日可待”。作為一個目光如電的大商人，他對祖國的前途充滿了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