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師夷”大潮滾滾，“振業”願望殷殷，張弼士從檳榔嶼到新加坡，走上了“亦官亦商”之路。為尋覓一個合格的酒師，張弼士再受挫。
新加坡對張弼士來說，顯然是具有轉折意義的發祥地。在一般人看來，這是他走上“官商”之途的起點。從此，他儼然成了一名清廷的官吏，身著長袍馬褂，出人官場，與外國人交際，然而他卻深知，自己這是在“懸崖上跳舞”，機遇與危險並存，隨時都可能會跌得粉身碎骨。
事情得從光緒十六年（公元一八九〇年）說起，這一年清駐英公使龔照璦奉命考察歐美富國之道，途徑檳榔嶼，聽說南洋首富張弼士住在這裏，特地登府造訪。
張弼士未免受寵若驚。這是他平生第一次與朝廷命官相見，而且這位大員還是摘洋務，與洋人打交道的。
世事變化很快，僅僅過去十幾年，龔照璦出使英國就跟郭嵩燾出使英國時大不相同了。一八七八年郭嵩燾以翰林出身出使駐英國首任公使時，輿情嘩然。曾經有人間大學士回敬鈷：“當今有誰會辦外交？”間敬銘的回答是：“焉有正士而屑為此者？”意思是說正經人是不辦外交的。郭嵩燾是翰林，當使臣就遭到了諷刺，有人寫了如下一副對聯：
出平其類，扳平其萃，不見容堯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先，何必去父母之邦？
他是無顏去拜辭祖廟的，就僅僅因為他“辦外交”。
十幾年後風氣大變，龔照理作為捷足先登的“通達夷物”的早期外交人物，不說地位顯赫吧，至少也算是朝廷的欽差。他能“移博就較”、這種“禮賢下士”之風就足以使張弼士大為感動了。
這次會見確實令張弼士激動萬分，因為這是祖國派來的親人。
龔照理談吐清雅，與他以往交接的人迥然異趣自不待說，重要的是，他是祖國派來的，朝廷派來的。交談之前張弼士眼前就晃動著大埔的南崗、車輪坪村的小屋；談話之中，又仿佛走進了金碧輝煌的故宮，漫遊在萬裏長城上。他有一種“他鄉遇故人”的親切感，佷不能把滿腹的鄉情都傾瀉在這“不速之客”麵前。
龔照瑗虛心地請教：“泰西之人操何術而使南洋諸島商務隆盛到現在這個樣子？”
張弼士回答道：“也沒有什麼神秘的，其實在我國的《貨殖列傳》等史書上早就有了。因人、地之宜，利導教誨，再以法律製約、保護，使人們都敬業樂工。這就如同水之趨下，不召自來，不求而至。道理很簡單：農人不耕作就乏其食，工人不勞作就乏其用，商人不出動則乏其貨，虞人（古代管山澤的官）不勤政則財稅少，財稅少了山澤自然不能開辟。上述四者，是衣食之源，源湧則富饒，源少則貧窮。明白了這個道理，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其實就這麼簡單。巧則有奪，拙則不足，這是自然法則，西方人能實行之，並盡量去適應這種規律而已。另外還有國人尚不知的‘錢能生錢’的道理，他們講究儲蓄，不堆積物品而加速貨幣流轉，以貨幣貿易來便利流動，所以他們才能興商而獲巨利。”
龔照瑗不由得暗自敬佩，讚美的話衝口而出：“張君真是博學中外，精通《史記》！”
“慚愧！”張弼士不隱諱自己的微賤出身，“我僅在家鄉讀了三年私塾，還是先父執鞭，得讀《貨殖列傳》是後來的事。”
“那麼，君能致富又操何術？”
張弼士笑了，然後又說出一番話來。雖不是經天緯地的建國方略，也不是感天動地的治國名言，但卻是他二生經商的經驗結晶，足以讓那般“肉食者”拜倒在地。他們皓首窮經，苦苦追求也未必能得到這類“致富秘方”。
“我在荷屬殖民地，則效法李克（戰國初魏國人，曾建議魏文侯”食有勞，祿有功，使有能，賞必行，罰必當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是實施人盡其才、地盡其力務實戰略的政治家）；我在英屬殖民地，則效法白圭（戰國時周人，提出貿易致富的理論，主張采用”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辦法經商，穀成熟時收進糧食，出售絲、漆；繭出產時收進帛、絮，出售糧食。其認為經商必須掌握時機，運用智謀，猶如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古代最有名的大商人），征貴販賤，操奇置贏，力行勤儉，擇人任時，能發能收，如此而已。這也就像是伊尹、呂不韋的謀略，孫武、吳起的兵法，商鞅推行的變法一樣，如果智慧不足，或者不懂權變，缺乏當機立斷的勇氣，不能以仁義之心去約束自己，而達到能屈能伸的境界，那麼，古人所講的致富之術雖然十分簡單，也難以在經商中奏效。我佩服古人說的話，並且照著去做，本此為務，決不肯改變半分，所以才致富裕。並沒有什麼異術新法也！”
龔照瑗聽完了張弼士的一席話，甚表欽佩，起身向前，拉著張弼士的一雙手道：“君非商界中人，實乃天下奇才！龔某相見恨”公使謬獎了！“張弼士謙遜道，”振勳也以不能先睹公之豐采為憾。
龔照璦的一句“君非商界中人”令張弼士吃驚匪淺，心中暗道：“我不是商人，還能幹別的不成？讓我跟你一樣在官場中廝混，那可是‘言不由衷，身不由己’了！他人視為騰達，我卻視為畏途。莫非你想將我推進火坑裏不成？”
果然，龔照璦開口了。
“我想將君推薦到李中堂大人帳下。如何？”
龔照瑗所說的“李中堂”就是李鴻章。當時的李鴻章堪稱“天下第一寵臣”，其頭銜為欽差北洋通商大臣、太子太保、文華最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肅毅伯，加騎都尉世職，權勢可謂炙手可熱，不僅在內政方麵“一言九鼎”，在外交方麵也是“決定一切”的。
八六二年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相當於外交部）幾經波折，恭親王奕實際上已經靠邊站了。李鴻章仍在呼風喚雨肩然極盡籠絡人才之能事。張弼士真的被推薦到李鴻章那裏，就意味著他會“平步青雲”；進入李鴻章的麾下，加官晉爵是理所當然的事。
對於李鴻章，張弼士不僅早就耳詳，而且有過接觸。那還是在李鴻章發達之前屈居兩廣總督的時候，他曾見過這位“父母官”，老實講，當時並沒有多少好感。當時因為李鴻章是淮軍的頭目，在張弼士看來屬於那種“以人血染紅頂戴”的劊子手。他讀過中國最早的留美學者容閎寫的書，對其中描寫的刑場慘狀，甚有同感。
容閎寫道：
場中流血成渠，道旁無首之屍縱橫遍地……地上之土，吸血既飽，皆作赭色。餘血盈科而進，彙為汙池。
……擲屍溝中，無需人力更施覆蓋，以屍中血色之蛆，已足代赤土而有餘，不令群屍露少非也。
張弼士返裏省親時所見，跟這並無少許差異。兩廣因是太平天國起義之地，清朝統治者在太平天國失敗之後的鎮壓更加瘋狂，更加殘酷。張弼士目睹了清政府的血腥統治，當然會對製造這些但是後來，他對李鴻章的觀點卻有了變化。這主要是因為他這是李圭寫的二本關於美國的遊記，前邊有李鴻章寫的序。
這本書寫於一八八七年，一八八〇年，二十二歲的康有為讀了之旨、選擇丁“向西方尋我真理”的道理。康有為也是廣東人，所以張女士對這本書印象特深。
李鴻章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話：
夫自通商以來，泰西（當時對西歐的通稱）諸國，日出其聰明才力，以相角逐。凡可為富強計者，若鐵路、電線、車船、炮械之屬，轉相仿效，務極新奇；而於商務，尤所惜意，舍是則無以自立其國，匪特習商所在，蓋亦時勢使然也。
這一下子仿佛讓他與李鴻章找到了“共同語言”。是的，惟有實業才能救國，“舍是則無以自立其國”，承認時勢，順應時勢，“習商”是何等重要的事業！一個“中興名臣”竟然摒棄了“士農工商”、“商為末流”的傳統觀念，而對商務“尤所情意”，怎能不讓他感到歡欣鼓舞了隨著歲月流逝，年輕的一代成長起來了，他們似乎早已忘卻了太平軍的血跡，時風日趨追求快樂，因而對李中堂大人也就有了狂熱的崇拜。而張弼士也漸漸融人了這個時尚之中，更多地看到了李鴻章創辦實業的身體力行。他漸漸地改變了對李合肥的惡感，似乎李鴻章那罪惡的黒手也會操作機器了，從而淡化了血腥氣。
但是，他仍舊不願投奔李鴻章，而隻想做一個潔身自好、清白自守的商人。他心目中的楷模是張謇。張謇是江蘇人，字季直，比張弼士小了十幾歲，但卻是近代史上地位顯赫的大商人。他在清末中國社會大動蕩的年代，毅然放棄追求了二十六年的理想——
狀元，而努力創辦實業以救國，成了中國曆史上惟一的二個“狀元巨商”，從而成為實業界的“私淑領袖”。一八八四年，社會上流傳著他“南不拜張，北不投李”的佳話——在李鴻章、張之洞爭相羅致的誘惑麵前，張謇的回答是：“吾輩如處女，豈可不擇媒妁，草草宇人！”張弼士很為姓張的出了這樣一個高潔之士而自豪。他很有點姓氏觀念，凡姓張的都急於聯宗，稱之為“宗兄”、“宗弟”。這“張宗弟”的回答令他感受到了一股浩然正氣。
可他能經得住龔照璦的誘惑嗎？
“君子可欺以方”，龔照璦點到了張弼士的穴位上，他不說個人升遷，偏說祖國命運，不由你張弼士不動心！
龔照璦說：“現中國貧弱，君願歸救祖國乎？”
責無旁貸。無論如何他總是“炎黃子孫”呀！他隻能誌士表態：“懷此誌久矣！”
“那麼，我即薦君於朝廷，讓君在海內運作實業以救國，在海外榮膺外事以揚威，如何？”
這是當時海外富裕商人慣常的歸宿——擔任駐地的領事。當時的領事其實是清政府的“編外人員”，沒有一分錢的俸祿，其級別也說不清，有時可以臨時加委為三品頂戴，有時則隻是一個白丁。所以，盡管也身著長袍馬褂，可那不是官服。官是歸吏部管轄，禮部考核的，領事卻是禮部不管，吏部不問，隻在“總理衙門”中備案而已。張弼士顯然不會貪圖那點官威，卻想接受龔照瑗的“雅意”，要充任領事。
這令別人大惑不解。
他的德籍家庭醫生希爾問他：張先生，據我所知，荷、英兩國曾請你為官，都被你一口拒絕了。要知道那可是很好的肥缺呀！
可為什麼你拒絕了那樣的肥缺反而要接受一文不名的職務呢？難道僅僅因為你是一個中國人嗎？
希爾說的是往事——
——八七五年的二天，荷蘭提轄亨利到葛羅巴埠巡視，特地召見了張弼士。二見麵就開門見山地說：“張先生，你在南洋，興商辟地，成績斐然，增益稅務，公眾讚譽，用你們中國人的話說，可謂有功之臣。不是說要賞罰分明嗎？我們想委任。你為棉蘭的”瑪雅（即領袖、頭人，比‘甲必丹’高一級），領導華工來開發棉蘭，你願意嗎？
張弼士未假思索就謝絕了亨利的“美意”，隻是因為亨利與他有舊才沒有生硬地拒絕，而是抱拳致意：“根是對不起，我一向不願從政，還是請閣下另請高明吧！”
亨利大惑不解：這可是難得的美差呀！怎麼竟打動不了這位張弼士的心？於是又問道：“莫非你覺得這職務還不夠高？”
“不！我不是那個意思。”張弼士慌忙解釋，“隻是我才疏學淺，不宜從政。”
為了給亨利一個“台階”下，他指著身旁的張耀軒說：“我這位同夥，年輕有為，又有魄力，如果閣下不棄，他倒可以勝任。”
張弼士本想亨利不會接受他的推薦，因為張耀軒的資曆不夠，不意荷蘭當局開發棉蘭心切，竟真的接受了他的建議，委任張耀軒當了棉蘭的“瑪腰”。
英國人一見有機可乘，也馬上找到了張弼士，請他出麵做官：
先是表達了女王政府的殷殷之意，又許諾給以豐厚的薪水。
對此，張弼士的拒絕就不那麼客氣了，他不卑不亢地說：“如果女王陛下的政府真的十分賞識我的才幹，那就應當破格為我下道詔書，照會各國政府，宣布她任命了一名唐人為官。”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英國人隻能灰溜溜地離去。
張弼士是無意做官的，這是人們的共識，現在竟接受了清政府的邀請，所以連住在家中的德國人都莫名驚詫了。
“尊敬的希爾醫生，”張弼士回答希爾的問題，“你說的完全正確，這的確是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除了我作為一個唐人對自己的祖國有責無旁貸的義務之外，還有一顆願為同胞服務的赤子之心。難道你沒有看到嗎？無論是在檳榔嶼，還是在新加坡，都沒有唐人的領事館。我的同胞告訴無門呀！對不對，希爾醫生？”
對這件事惟二不感到驚訝的是劉坤三，但他卻表示不讚成。
這位事實上已經成為“張府顧問”的劉先生與張弼士有過二場推心置腹的談話。
“我真不懂，你為什麼要舍棄清風亮節，去跟貪官汙吏沆瀣一氣呢？”
“很簡單，時勢造英雄。我無力回天！”
“這麼說，你是鐵了心要大舉投資國內了。”
“不錯，這正是我展示抱負之時。”
“可你在南洋是駕輕就熟呀！三十年奮鬥不同尋常，你在這裏已經長袖善舞，無論幹什麼都遊刃有餘。為什麼偏偏舍近求遠呢？”
“理由很簡單，就因為我是炎黃子孫！”
“炎黃子孫”四個字震得劉坤三沉默無言，正所謂“響鼓不用重錘”，劉坤三還不明白這四個字的分量嗎？張弼士早就有心歸國創業了，他的“根”在祖國。祖國還很貧窮，積弱難立，積重難返，他要回去盡其綿薄，那怕隻幹成一兩件事，能夠爭回一點點利權，能夠增添一點點國力，都是心靈的一種安慰。這種熱望他已經表達過不隻一次了，現在還用得著多說嗎？
但是，張弼士見劉坤三緘默其口，還是忍不住多說了幾句：
“我要僅僅為了金錢，當然不會舍近求遠，棄熟就生，到貪墨之吏成堆的地方去創業。但是，我想通了，錢是掙不完的，除了取之有道，還得用之有道。我已經進人‘知天命’之年，再不抓緊時間報效國家，隻怕後悔晚矣！我隻能勇往直前了！”
“唉！”劉坤三歎了一口粗氣，說道，“因此，就隻能混跡於清廷的官場了！”
是的，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張弼士雖然身在海外，但是心係祖國。對中國發生的事情，特別是自一八六二年曾國藩在安慶辦軍械所，李鴻章在上海辦洋炮局以來的洋務運動，更是時刻予以留心。到如今，洋務運動已經轟轟烈烈煞有介事地鼓噪了二十八個年頭，從製造軍械到民用紡織，形式也由官辦發展到“官督商辦”乃至“集股商辦”，可是，除了造就了幾個肥得渾身淌油的“官商巨子”之外，又有多少實績可言？在他所處的那個時代，有所謂的“中國商父”盛宣懷，還不是靠著是李鴻章的得力幹將，才督辦了眾多的企業嗎？他的官銜隻怕比督辦的企業還多；還有那個紅極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岩，不也是靠著左宗棠的賞識才把阜康銀行的業務拓展到全國去的嗎？他本身也是“階至頭品頂戴”。所以，如今他步人後塵，躋身“官商”行列，大有自毀名節之虞，這是至親好友竭力反對的。何況，國內經營業實業之艱難，更令人視為畏途呢？張弼士隻能無限感慨地說：
“我深知在國內經商與海外大不相同的一點就是，要有諸多商務之外的事體去處理，海外隻要守法，就可全力辦商；國內則大謬不然，但有征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
這“但有征商之政，而無護商之法”的喟歎，引起了劉坤三的深深共鳴，他又何嚐不是眼盯著故國的變遷呢？所以，他也隨之說道：不與官府合作而隻是商辦，恰似碟中養魚，是永遠長不大的。
欲在國內辦成點事，離開官場絕對不行。你也隻能如此選擇了。
“但是，你放心。”稍停，張弼士鄭重地說：“我決不會與貪官沆瀣二氣，也不會與墨吏同流合汙。我既不賣身，更不賣德。甭說我尚有數千萬兩銀子可以奉獻，即使我虧得血本無歸，成了一個窮光蛋，也要做一個清清白白的人！”
這擲地有聲的話語令劉坤三的傲氣收斂得幾無影蹤，他充滿敬意地凝視著張弼士，深深地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