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對於固原長城，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固原長城是西周時期的朔方長城。朔方長城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是西周西北邊防長城的一部分，位於西周西北境。固原朔方長城現存遺跡，依《水經注》的記載，位於今固原市“北一十五裏”處。它在寧夏境內橫穿西吉、固原、彭陽3縣，長約400華裏。這道長城，暫稱之為固原長城，大體從西吉縣往西或往東出寧夏進入甘肅。這道古長城，秦漢時期稱之為“故塞”，以區別於秦昭襄王時所築的“故河南塞”和秦始皇派蒙恬所築的萬裏長城。這是西周至春秋時期周朝防禦西北方戎、狄部族群所築長城的遺跡遺址，它是中國最古老的長城建築。
持西周築有長城觀點的學者，主要依據是《詩經·小雅·出車》中有這樣的記載：“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於襄。”認為其中“往城於方”“城彼朔方”的“城”字，應當解釋為建築城牆，不能理解為建築城市。另外，《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城河上以為塞”，本處的“城”字，都是同樣的用法與含義。在古籍中，“城”字單用或與“長城“”塞防”相連使用時，有兩種含義，第一種是指修築長城，第二種是指長城、方城。與寧夏有關的事例是唐代地理學家李吉甫所著的《元和郡縣圖誌》卷二載：“華州，《禹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為秦晉界。邑長城在州東七十二裏……故築此城。”這裏的“故築此城”，就是指修築了一道長城。另有《文獻通考·四裔考》載：“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引文中直接使用了“長城”這一名稱。所以，《詩經》中的“王命南仲，往城於方”，就是說周宣王派威名赫赫的南仲去於、朔方修築長城。對“往城於方”“城彼朔方”的解釋，正如國際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教授所言：“‘城彼朔方’，不是說隻造了一座城，而是築了一條長垣，即長城。”
據朱熹集注《詩集傳》考證，《出車》篇中的“於方”“朔方”，在“今靈、夏等州地”，亦即在今寧夏、陝北的靈、夏等地區。朱熹所考證朔方的方向及範圍在總體上是正確的，因為曆史上的朔方往往泛指周都鎬京北麵的許多地方。所以《出車》篇中的“於方”“朔方”，就是指位於今西安市西邊的周朝都城鎬京北麵的靈、夏、固原一帶。至於朔方的治所，是隨著華夏諸族與北方諸族的戰爭勝負、民族融合進程及華夏疆域的變遷不斷由南向北移置的。周朝朔方在“大原”“太原”（今寧夏固原）。《括地誌》說：“劉曜複置（高平）為朔州治所。”這說明，南北朝時期前趙、後趙的朔方地區也在今寧夏固原及其毗鄰地區，固原地區與朔方是有淵源關係的。前趙、後趙時期的朔方在寧夏固原可作為追溯周宣王“城彼朔方”所指地區的參照。
所以，“往城於方”“城彼朔方”，就是說周宣王在今寧夏的固原、陝西的北部建築了一道長城。其實，周宣王派南仲“城彼朔方”“往城於方”，古人早就知道這是去建築長城，而不是築造城邑。《文獻通考·四裔考》載：北魏皇興年間（467～470年），蠕蠕犯塞，北魏征南將軍刁雍向北魏獻文帝拓跋弘上表，請求仿效前四代君王，在北魏沿邊的薄骨律等6鎮北境修築長城。刁雍表章中所列舉的四代君王是：第一代君王即是西周的周宣王，他的辦法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第二代君王是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武靈王，他的辦法是“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第三代君王是秦始皇，他的辦法是“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造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裏”；第四代君王是漢武帝，他的辦法是築長城，“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複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刁雍說周宣王“城彼朔方”與趙武靈王、秦始皇、漢武帝修築長城都是“皆同此役”，這就說明周宣王“城彼朔方”與趙武靈王、秦始皇、漢武帝修築長城幹的都是同樣的工程。所以，周宣王“城彼朔方”就是與趙武靈王、秦始皇、漢武帝一樣地修築了長城。刁雍請求“今宜依故”，就是要依照前四代君王修築長城的事例，在北魏“六鎮之北築長城”。而且刁雍陳述修築長城的第三利是“登城觀敵，以逸其勞”，其中“登城觀敵”的“城”字，亦是確定無疑的指長城。由此看出，在南北朝時期，人們就知道周宣王“城彼朔方”是指在朔方地區築造了一道長城，而不是建築了一座城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