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寫的是“儒林哀史”，但字裏行間依然意氣昂揚、催人奮發向上，在曲折的出版過程中，經多位領導審查，也都是肯定的。那“再鑄一腔熱心腸”的一節“尾聲”，從作品的總體結構看，我覺得累贅，是畫蛇添足，曾建議她拿掉。她考慮再三，對我說：“寫東西，總要給人希望吧。”一定要留著。這些都反映了她的創作動機和觀點。
對《詩人之死》中我們都不滿意的是詩人餘子期所寫的那首《不盡長江滾滾流》的詩。我曾寫打油詩戲她：“半身鮮花半身刺，天才小說庸才詩……”因為對小說提意見時，隻要點到，她就會意而且改得比預期的好；而對那首詩，改來改去都不滿意，後來還請了一位詩人幫忙，也未能改得如願。她那麼善於捕捉形象，又有那麼犀利明快、極富表現力的語言文字技巧，為什麼寫不好一首詩？這是不是也是人的另一種複雜性呢。《詩人之死》創作定稿以後一段時間，戴厚英痛苦的感情得到了宣泄，心情平靜了，工作又已得到安排，去複旦大學中文係任教——後轉入複旦分校（即後來的上海大學文學院）中文係。她準備安下心來教一段時間的文藝理論課，還曾準備聯係創作《詩人之死》的實踐，自編一套創作心理學的教材，並沒有考慮繼續創作。令我們、包括出版社領導都估計不足的是，《詩人之死》的出版會受到那麼嚴重的阻力。偏巧，廣東人民出版社（即後來的花城出版社）的岑桑來電向她要稿，希望給他們出版。這事本來可以就此解決，她隻要將《詩人之死》收回寄給岑桑好了。可是“性格決定命運”，戴厚英之所以為戴厚英，於此可見：她一定要出版社寫退稿信說明理由，“為什麼你們約的稿已經決審通過而不出版？”否則給退稿費也不肯接受。出版社領導不便滿足她的這一要求，於是僵持著。王道乾知道情況後還特地來關照我，《詩人之死》稿子千萬不要回到戴厚英手裏，怕她一怒之下燒掉。她會做得出來的。
在此過程中，她完成了一個新的創作構思。這便是《人啊，人！》。有關《人啊，人！》的素材，她在此前多次談起過。何荊夫身上的部分情節，便是取自她的一個“右派”同學的經曆。那位很有才華的同學被打成“右派”後，到處流浪謀生，受盡了苦難。她一心要將他寫一本書，但主題、表現手法等都沒有考慮成熟。現在構思好了，她決定把這部東西寫出來給岑桑，以報知遇之恩。她寫好開頭的兩節拿來征求我的意見，我看了覺得非常新穎，隻是擔心那種結構故事難以安排，怕她寫不出一部長篇來。她很有信心地說寫下去再說。這樣，前後21天，她便將一部近20萬字的稿子寫出來了，人累得像大病了一場。我看了覺得比《詩人之死》更好，那表現手法當時在國內長篇創作中還從未見過，不忍釋手。而當時《詩人之死》的出版，經過我們社裏領導的努力，又有了柳暗花明的希望，稿子已下廠付排。因此我還告訴社裏一位領導：戴厚英又有一部新的極好的稿子，我們好不好留下。他說：“還是快點讓她給別人家去吧，我們不要再惹這個麻煩了！”1980年6月18日，我代她將《人啊，人！》稿子寄給岑桑，沒有幾天他們就派了兩位編輯來談對稿件的意見，後來邀她去廣州修改定稿，補寫了“後記”。在此過程中盡管還有曲折，但廣東人民出版社未受幹擾，於5個月後出版，即印行了12萬冊與讀者見麵了。這在當時是最快的出版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