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從“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到後來幾經審查批判，她都無怨無悔，還是“無限信仰”“無產階級司令部”，積極照辦那些朝三暮四的“最高指示”。前夫和她離婚的悲劇，盡管也是她個人感情生活中的一場煉獄，但那和“文化大革命”無直接聯係，所以她並未因此對“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態度有什麼變化。此次和聞捷相戀，竟惹得代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張春橋作如此批示，“文化大革命”怎麼“革”他們這麼正常的戀愛的“命”呢？及至聞捷自殺，這場感情的煉獄之火終於熔化了她頭上對“史無前例”運動忠心不二、“無限信仰”的緊箍，有了自己的腦袋，有了獨立思考、重新認識的自覺。戴厚英的思想從此起了明顯的變化。這表現在她對運動從未有過的消極，幹起了剪裁、結絨線等家庭婦女的活。自己沒有毛線可結時還幫著別人結。並說出了一句“名言”：“現在是婦女家庭化。”讀書則識古鑒今，對明史清史、人物傳記發生興趣，還研讀莎士比亞，認真做讀書筆記。這比之她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將讀關漢卿作品時做的讀書劄記全部燒掉，“輕裝上陣”，思想起了多大的變化呀。聞捷死後，盡管張春橋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和工、軍宣隊都表示，他們是把她與聞捷區別對待的，要她振作起來，並給她安排了一定的工作。而她怎麼也振作不起來，一直被動應付，若即若離，很有點“不識抬舉”了。在後來的批林、批孔、批鄧等重大回合中，她不僅不積極發言，不寫文章，還私下與知心者議論起是非來了。這也應了“禍福相倚”的規律。“文化大革命”結束，清查開始，多少雙手要將她推下地獄，最終還是拿不出“上台麵”的證據。這算她“三生有幸”了。
戴厚英的思想變化的過程，為她後來創作《詩人之死》和《人啊，人！》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全國，《詩人之死》是持否定“文化大革命”觀點創作最早的幾部長篇小說之一（另外有獲得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的《將軍吟》和《冬天裏的春天》），隻是在出版時遭遇折騰，被拖了三年多才得以在福建麵世。1978年年初，戴厚英應好友高雲要求，寫下了4萬多字她和聞捷的關係的始末，7年多來逐漸冷卻下去的感情死灰複燃了起來。她把材料交給高雲後，又寫下了20多萬沾血帶淚的回憶文字。此時我剛“戰高溫”歸隊到上海文藝出版社當小說編輯，聽到這個消息，便去向她要來看，豈知已被原先文學研究所她的領導王道乾要去看了。我去王道乾家，他將那些紙張雜亂文字潦草的一堆稿子給我時，反複給我說一句話：“你要給小戴強調，要寫小說，不要寫回憶錄。”我看完那些不好辨認的文字，覺得題材很好，寫得很有基礎，要求她改寫長篇小說，她同意了。長篇小說初名為《七封信》，那是以書中女主人公向南的七封信串聯全書故事情節而命題的。她將先寫好的五封信直接交給了當時擔任上海文藝出版社社長兼總編的薑彬同誌。也許她是考慮我剛落實政策進出版社，工作權力有限，而薑彬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作協的黨組副書記，是我們共同的領導吧。薑彬將稿子交給我處理時，也說基礎很好，要認真抓出來。我讀完《七封信》的初稿後，提了意見，她又從頭到尾重寫了一遍（她不習慣在原稿上修改，動輒重寫），成了一部50萬字的稿子，最後我刪去了幾萬字，改名為《代價》——這些年來經過折騰大家都付出了“代價”，包括聞捷的生命。後來覺得《代價》這命題不新鮮，她又想了四五個題目，其中最滿意的是《詩人和他的專案組長》（或用《專案組長和她的專案對象》），覺得這題目新鮮獨特，也很切題。隻是考慮到她曾經參與過審查聞捷的專案工作，盡管不是組長，總容易使人疑為是回憶錄，最後才用了《詩人之死》這個她並不很滿意的書名。因為《詩人之死》是以我們所在單位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為背景，又是從回憶文字脫胎而來，有些情節還帶有真實性。為了避免她的那些“對立麵”、“對號入座”，有關情節我建議她刪去時，她都盡可能地刪了；有些關係故事整體結構刪不了的，也盡可能給予改造。她是排除了個人恩怨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考慮的。她幾次說過：“寫這本東西，難道是想揭露那一個個人嗎？我還不至於降低到那樣的水平吧。”《詩人之死》中寫了一個叫賈羨竹的書畫家，此人的原型就在我們身邊。他原是位青年編輯，1957年因驕傲自滿說怪話而被打成“右派”，成了機關裏的“賤民”。從此他一反常態，自卑自賤，處處唯唯諾諾，點頭哈腰。“文化大革命”中他成了“死老虎”，開起會來，工、軍宣隊為了不讓會議冷場，常常先點他的名，要他交代揭發。後來他也摸著規律了，一開會便搶先舉手，站起來彎腰交代自己的罪行，揭發別人的問題。其實說的都是雞毛蒜皮，隻是要在工、軍宣隊麵前表現積極而已。為此大家都很看不起他，戴厚英也常常輕蔑地模仿他舉手彎腰的自卑相，引大家發笑。可她在《詩人之死》中塑造賈羨竹，設計了這樣的情節：賈羨竹的女兒有音樂天賦，文工團有意錄取她，但要以她父親的問題解決為先決條件。為此賈羨竹便不顧臉麵處處表現積極，希望工、軍宣隊將他早日“解放”，使女兒能被錄取。後來工、軍宣隊並沒有先“解放”他，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放”，而是因為他身份太低，“解放”他不可能在文藝界起到體現政策的示範作用。賈羨竹求知無門，悲憤地跳樓自殺……她寫《詩人之死》就是這樣刻畫了一個小人物被扭曲了的靈魂，這樣站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高度進行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