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才女初露頭角
我與戴厚英相識，始於1960年，而真正“認識”她，成為知友，那是差不多20年以後，“文化大革命”結束，她寫《詩人之死》的時候了。但要說她這位江淮才女，還得從1960年說起。那年上半年，上海作家協會召開以批判19世紀資產階級文藝（所謂“挖祖墳”）的作協會員大會。分組討論報告時，有幾位教授、作家對完全否定人道主義，發表了不盡相同的意見。這怎麼可以呢？
於是鄭重對待，部署批判。前後開了49天，後稱“四十九天會議”。戴厚英是華東師大中文係派來的學生代表之一，她那個比鄉下大姑娘隻多了一副廉價眼鏡的土裏土氣樣子，本沒人注意她。豈知一開口，話語簡潔犀利且嗓音又響亮，令人刮目相看，她由此脫穎而出，被視為“文藝界的新生力量”，分派到大會上去重點發言，批判她的老師、以《文學是人學》一文名噪當時的錢穀融先生了。那年戴厚英從華師大畢業時，順理成章被選進了上海作協文學研究室（後改為文學研究所）工作。當時的文學研究工作，主要的任務是以階級鬥爭觀點，收集、分析報刊發表的作品，寫彙報材料，作文藝方麵的“哨兵”。工作是帶點機密性的。
文藝研究所和我們《上海文學》（1964年改為《收獲》）編輯部，都在一幢大樓辦公，每餐又都同在一個小小的食堂裏吃飯，抬頭不見低頭見，但卻很少交談。目光相遇時微微一笑，算是打了招呼。那種不相往來的原因，固然是由於他們大都是剛出高校的青年，和我們編輯部的中老年人共同語言不多；也由於那時機關中的人，經過了幾次運動，已養成了不隨便交談的習慣。更重要的是，他們研究所當文藝“哨兵”，查閱作品（自然也包括我們每期出的刊物），不管發現作品有什麼問題也好，發現好作品也罷，他們都不能隨便給我們談。我們當然也知道他們有不成文的紀律，不會隨便去問。無形中便形成了一種隔膜。那時正是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戴厚英是皖北人，皖北饑荒災難之烈，如今大家知道了，可是那時上海人有誰知曉？一次支部會上，作協機關支部書記叫我們不要輕信農村傳來的謠言。他舉戴厚英為例，說她是個剛強的人，下放農村勞動時，鍘草鍘了手指，沒落一滴眼淚，可是最近收到家信，竟在宿舍裏哭了，說家裏人餓得怎麼怎麼樣。支部書記已經找她個別談過話，批評她這是對“三麵紅旗的動搖”，要我們黨員引起注意，關心當前群眾的思想動向。那年（也許是次年）除夕，作協機關聚餐聯歡，他們文學研究所編了一個獨幕劇，戴厚英飾農村老太婆。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叫絕，直到春節後上班，大家還在議論，說她有專業水平。不過總的說來，那些年她在作家協會還是個默默無聞的人。
“文化大革命”給戴厚英提供了更多發揮才華的機會。“文化大革命”初期，她是“保皇”的。有一天，北京的紅衛兵南下來衝擊上海市委，作協“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接到通知，叫大家套上紅衛兵袖章去延安西路33號市委門前與北京紅衛兵辯論，保衛上海市委。出門時作協“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組長蘆芒特別叮囑戴厚英：“你這門‘小鋼炮’（她有‘小鋼炮’的綽號）今天要發揮威力！”戴厚英果然不負厚望，在唇槍舌劍的人圈子中，好多人都在持了尚方寶劍而來的北京紅衛兵麵前敗下陣來，獨有她站在大圈子的中央，口若懸河聲音嘹亮，常常使對方支支吾吾無言以對。有幾個稚嫩的中學生，被她問得無語可說，急得麵孔血紅甚至哭了起來。但後來對方有人使出一招，問她是什麼身份，什麼家庭成分。這對她來說，等於“吃悶棍”，因為她父親是“右派”，而她不懂得這種政治辯論是不妨說謊的，於是隻得退卻了。不過那天回來，領導小組還是表揚了她。
上海作協這個“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在編人員一共“一百零八將”，“文化大革命”中被“揪出”的所謂“三名三高、叛徒、特務、走資派、反動權威”以及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占了半數以上，加之經過了幾次運動留下的“後遺症”，人際關係相當複雜。而新進到上海作協以及和她一樣的新來者，不諳底細，天真地看待機關裏貌似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實際上揭發中又懷有各自的動機、目的的運動。他們以革命小將自居，當仁不讓義無反顧地要站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真理而鬥爭”的最前沿。而同是揭發批判一個人或一件事，別人的大字報或發言，可能淡而無味說些套話不傷皮肉，她伶牙俐嘴才思敏捷要言不煩入骨三分。常言說：“利刃割體創猶合，惡語傷人恨不消！”這些揭發批判給戴厚英帶來的後果，使她整個下半生未能脫盡災難。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某地組稿，那時她的《人啊，人！》已經出版，在一次飯桌上，有人提到《人啊，人！》的作者戴厚英，一位省作協的領導忽然大聲問：“是不是上海那個罵人惡毒的壞女人？”其實戴厚英說話尖刻有之，罵人的髒話粗話是一句也不會說的。凶手陶鋒在交代他殺害戴厚英時，戴厚英說：“你要幹什麼！”“你會後悔的！”這兩句話，確實像她最憤怒時說的最嚴厲的話了。還有一次，我碰到一位神交已久的北京某報記者，他是高度評價《人啊，人！》的，而見了麵就急著問我：“戴厚英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他也是聽到太多的有關戴厚英其人的醜話了。多少年後，戴厚英在歐洲某國訪問，還有人問她聞捷是不是她害死的哩。天可憐見！人類帶著感情編就的曆史——即使是口頭創作，要將它恢複原貌，比消融三尺之冰，不知要困難多少倍了！她出版《詩人之死》反複遭受的折騰，根源也就在此。10年浩劫中的戴厚英，從“保皇”、“造反”，一度還當造反派小頭頭，到工宣隊進駐後作為“反工”、“炮打”的重點審批對象。在那個顛來倒去、朝三暮四的特殊年月裏，批與被批，原無什麼是非可言，人們完全可以“一笑泯恩仇”。而戴厚英在個人生活方麵，“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兩次打擊，那可是兩次煉獄了。結婚後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文化大革命”中丈夫有了外遇，鬧離婚。戴厚英為了不讓四歲女兒的幼小心靈受父母離異的傷害，忍辱退讓，隻要丈夫同意維持一個名義上的家庭，孩子有父有母，她允許丈夫與情人往來，不加幹涉。這樣的委曲求全，淪到和封建時代的婦女一樣了。但她確實這樣打算過。這使人會想起20世紀30年代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廬隱。“五四”時期她是以追求個性解放積極進行革命活動而名噪京華的“四公子”中最激烈的一位，與有婦之夫結婚後不僅甘當偏房，而且竟忍受公婆和丈夫的大老婆羞辱不作反抗。人是複雜的！戴厚英在倫理道德觀和社會思想方麵，明顯地存在著差異。她對父母、親屬、鄉鄰的忠孝仁義，是廣為人知的。我甚至覺得，她慘死於家鄉人之手，從遠因來說，與她那傳統的倫理道德觀也不無關係。她和女兒相依為命的母女之愛，更稱得上是典範。母女倆那對人生、事業、愛情、朋友和國家民族的感情相互傾訴、探討，在那幾十萬字的“兩國書”（一部分在《小說界》發表，她死後已由暨南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有撼人心弦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