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厚英對丈夫的委曲求全，最終還是一相情願。丈夫搞了一張離婚證和她離了婚。那天正是工宣隊在開“一打三反”的小結會，戴厚英被一個女工宣隊員叫了出去，回來時一臉咽淚吞聲的樣子。她是被叫出去在離婚書上簽字的。第二次的打擊便是與聞捷的生離死別了。聞、戴這段很簡單短促的戀愛史，經過各種人的傳說，流行過幾種顏色的版本。她自己在《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的自傳一書（上卷）中也有自白。她死後，她的好友高雲，找出十八年前她應高雲要求寫的材料（即複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墳》），更詳細記載了她和聞捷相識、相知、相戀到死別的全過程。那是怎麼樣的一次感情的煉獄啊！
聞捷之死和《詩人之死》，成了戴厚英下半生的人生轉折的重要契機。他們戀愛於1970年夏季的奉賢縣海塘邊的“上海市文化係統五七幹校”。當時聞捷經過隔離審查從監牢放回，宣布“解放”，被任命為幹校四連的男隊勞動隊長；戴厚英因“炮打”被審查也已“解放”，被任命為女隊勞動隊長。聞捷在關押期間妻子被迫害自殺，成了鰥夫；戴厚英與前夫離了婚，單身獨處。
在思想性格方麵，兩個人都有直率、熱情、天真而胸無城府等許多共同點。盡管聞捷比她大了15歲，但怎麼說兩人結合算得上是“天作之合”。他們天真地以為兩個傷心的人，兩個破碎了的家庭，馬上又要圓滿起來、幸福起來。豈知這純是一場鏡花水月的幻夢，很快便被“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鐵拳擊得粉碎。他們打了申請結婚的報告以後，戴厚英的好友便“懷著沉重的焦慮的心情”找她，勸她打消這個念頭，直到明確告訴她，對聞捷和她戀愛，張春橋有批示，說“這是文藝黑線回潮的典型事例”，“是文藝界的一個怪現象”。戴厚英思想上接受不了，感情上也難分難舍。而聞捷這樣一個被關押審查過的“解放幹部”，經張春橋作了這樣的批示，日子就更難過了。工、軍宣隊不僅在生活上故意刁難，拆散他們，還不斷組織批鬥。在結合無望的情況下，聞捷於1971年1月12日之夜，喝掉一瓶白酒，抽掉19支煙，以棉被蒙首伏在煤氣灶上自殺，在打開煤氣之前，他還仔細地將女兒房門上的鑰匙孔塞好，以防煤氣溢進去。這是怎麼樣的一場人間悲劇！不過在那個沒有人道、失去人性的瘋狂的年代裏，也不過小事一樁。聞捷之死不僅“死有餘辜”，要開大會批判，還有人要工、軍宣隊將病在床上的戴厚英拉起來去聽批判受教育。這也可見戴厚英在單位裏樹敵之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