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父親在他短短的59年生命中留下的唯一的一本畫集，況且是在他死後方才麵世的！對於父親來說，這是遺憾呢還是欣慰？
不堪回首20年前的那個可怕的日子，父親突發腦溢血去世，沒有給我們留下片言隻語。書案上，硯池裏還蓄著他新研的一泓墨；枕頭旁，他臨睡前翻閱的《詩人玉屑》還不及合攏；他慣常用的那隻缺損的瓷杯裏，新泡的茶尚有微微的餘熱。那一段日子，我們全家人被巨大的悲痛湮沒，被父親遽然去世的謎團糾纏，已經失去了正常的思維。
終於有一天，我擦幹眼淚麵對現實，著手整理父親的詩畫遺稿，因為我聽到了父親在冥冥之中焦灼的呼喊。如醍醐灌頂似的，我醒悟過來，對父親最好的紀念不是眼淚啊！
那是1979年的初春，正是乍暖還寒的季節。
在父親一大堆遺稿中，我突然翻到了它們——那些從戰爭年代的炮火中幸存下來，保存了將近40年之久的素描、速寫和木刻，它們許多隻有巴掌大小，紙頁都已經泛黃發脆，然而那筆觸、那線條卻仍是遒勁生動，鼓脹著激情和蓬勃的生命力。我小心翼翼地翻閱著它們，那紙張在我手中發出輕微的窸窣聲，我仿佛觸摸到父親蹦跳的心，我仿佛看到遠久的戰火紛飛的年代，父親文弱的身影，他背著粗帆布製成的畫夾，在行軍的馬背上，在激戰後的彈坑旁，在宿營的老百姓的草屋中，稍有空暇，他便掏出手指長短的炭筆，不停地畫呀畫呀。母親告訴我們，當時的戰爭環境非常艱苦險惡，但父親的情緒卻總是那麼飽滿、熱情、樂觀。
父親的骨灰盒是由他的忘年交、畫家戴敦邦先生設計的，由整塊紅木雕成，盒蓋似一翻開的詩集，書頁上鐫刻著幾句父親的詩句：“別讓歲月的馬車丟下我們/別讓時代的齒輪超過我們/我們要踏著歲月的馬車/揚著閃電的鞭子/推動著時代隆隆地前進/這就是我們的最大幸福！”骨灰盒的四周鏤刻出纏枝梅花的圖案，正麵鑲嵌著父親的一頁小照，並鐫刻著唐雲老先生手書“詩人蘆芒千古”的字樣。似乎已經蓋棺論定，父親是一個豪放的詩人。短短的一生，他留下了九本詩集。然而，親人和他的摯友都了解他，他還是一個畫家，而且畫畫比寫詩早了許多年。隻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畫從未被結集出版，僅在親朋好友中流傳。
父親出身貧寒，但那並不妨礙他從小就酷愛藝術，追求藝術——藝術的精神便是心靈的解放與自由。父親曾帶我去上海的老城廂尋覓他少年時代居住的小屋，那是人家灶披間後麵攔出的一個角，塞進一張床就沒有多少空餘了。我仿佛看見少年父親跪在床沿，伏在奶奶那隻紅漆斑駁的舊被櫃上，借著人家灶披間昏黃的燈光，開始了他最初的藝術實踐。父親十幾歲時就在報刊上發表畫作補貼家用，後來他就替人抄筆記、管理圖書，從而得以免費進入新華藝專進修畫業，得到了正規的西洋繪畫基本功的訓練。當時父親最仰慕德國偉大的藝術家珂勒惠支的作品。抗日戰爭爆發，民族存亡之際，父親隻身離家投身抗日烽火。他路經浙西來到安徽涇縣雲嶺新四軍駐地，從此他便以畫筆為武器，活躍在大江南北抗日根據地。母親說，那時候，根據地的老百姓老老少少都喚他“小胡子畫家”。在那漫長的戰爭歲月，父親製作了數以千計的畫作，得以保存下來的僅是其一小部分。母親當年用一隻鐵盒裝著父親的畫稿，行軍打仗，走到哪兒帶到哪兒。每逢敵人大掃蕩，便將鐵盒埋入土中；敵人一走，再起出來。而在十年動亂中，父親母親先後都進了“牛棚”，他們將一部分畫稿藏在廢棄的壁爐裏，這才幸免遭劫。全國解放之際，父親在華東海軍畫報社工作，他曾以部隊畫家的身份出席了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後來父親轉業，卻因種種原因被迫改行到作協工作。
1962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江蘇解放區畫選》，其中選了父親十來幅素描和木刻。陳毅將軍為這本畫冊題詞：“反映江淮戰場情況十分真切，藝術家的努力值得我們感謝。”1964年，父親的老首長張愛萍將軍來上海，他看了父親的素描和木刻，認為這些反映當年蘇北抗日根據地鬥爭生活的畫作不僅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具有社會價值和曆史價值，提議應該予以出版。然而亦因種種原因，父親的畫作依然困於那隻鐵鏽斑斑的鐵盒內，未能麵世。1979年的炎熱的夏天，我扛著裝滿父親畫作的小皮箱獨自北上了。為了出版父親的畫集，我曾四處奔波，屢屢碰壁。當時正是嚴冰初融、百廢待興之際，要出版一本畫集真是很難很難，何況父親在社會上的身份是詩人而不是畫家。終於，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社長邵宇先生給我們家來了熱情洋溢的信，人民美術出版社決定出版父親的畫冊！邵宇先生是一名出色的畫家，也曾是一名堅強的新四軍戰士。我們全家對他的感激之情是無以言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