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也巧，餘秋雨的父親餘學文先生，一度是我的“頂頭上司”。因此，餘秋雨的新書《借我一生》，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和期盼。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一口氣將它讀完，記憶的閘門一下子被打開，幾十年前的往事如潮水般湧上心頭。
1962年，我在上海高中畢業後踏上了工作崗位。當時，為了培養財貿係統的會計接班人，全市招收了約2萬名高中畢業生，分配到商業係統各個部門。我即是這2萬人之一，被安排到上海市靜安區糖業煙酒公司泰昌中心店下屬的泰昌食品商店當會計練習生，而泰昌中心店的經理正是餘學文先生，我們那時尊敬地稱呼他“餘經理”。工作一段時間後，我和餘經理比較熟識了，經常有機會閑談。他見我比較愛看書學習，也就常常談起他的兒子，即比我小兩歲的餘秋雨的一些學習情況。餘秋雨在書中回憶說，他與父親幾乎沒有肌膚上的接觸之親，似乎父親很少有親情的流露。但我感到，作為父親的餘經理，在與我談到他兒子餘秋雨時充滿了感情，目光中流露出無比慈愛和自豪。他常常和我談到餘秋雨讀書是如何刻苦，每天放學後就一頭鑽進小閣樓，埋頭看書，直至深夜。那時餘秋雨或許正念高中，他父親的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餘秋雨的印象中，父親餘學文是個不善言辭、頗為木訥的人，其實不盡然。或許和在家中時一樣，在單位裏餘經理的話也不是很多，但餘經理講話很有條理，要言不煩，這或許和他擔任著中心店經理的領導職務有關。他話雖不多，但說一不二，給人以不威自嚴的感覺。
餘經理十分敬業，上班時很少看到他有空閑的時候，而且準時下班的時候也不多。他每天早早地上班，到了晚上他辦公室的燈還常常亮著。餘經理按那時的年齡標準，已過中年，或許正患著糖尿病，臉色看上去紅撲撲的，經常見他大把大把地吃藥。但他工作起來，全然不顧身體。每當食品行業夏令、中秋、國慶、春節等幾個營業旺季，他大都會下商店站櫃台勞動，忙碌時也會大聲吆喝著招呼顧客，和老店員沒有什麼兩樣。1964年，全市財貿係統進行麵上“小四清”，為在中心店全體職工大會上做動員報告，他通宵達旦地趕寫材料，第二天照樣上班。由於他是店員出身，精通業務自不待言，作為中心店的經理，他指揮若定，很有威信，中心店的各項業務工作在公司範圍內名列前茅。
始料不及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改變了餘經理後半生的人生軌跡。正如餘秋雨在書中所寫的，餘經理由於那一點“曆史”問題，成為“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司係統第一個被揪出來的“當權派”。其實，起初泰昌中心店的職工對餘經理所謂的“曆史”問題，並不十分知情。隻是當兄弟中心店的職工首先發難後，他們的革命“義憤”才被激發起來，一時間聲討和揭發“混入工人階級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餘學文的大字報鋪天蓋地。餘經理工作頂真，身居中心店經理的“高位”，幹部、職工對他是敬少畏多，上下級關係不免有些緊張。況且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餘經理一經揪出後，除了“原則”問題外，他的種種所謂“劣跡”又被“放大”後揭發出來，引起了革命群眾更為激烈的“義憤”。
這之後不久，他就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下放到泰昌食品商店站櫃台勞動。後來還知道，他隨之被停發工資，每月隻發26元生活費，使他全家的生計一下子陷於極大的困境。由於我父親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也因所謂的“曆史”問題被審查，大字報一直貼到了家門口，我的處境也岌岌可危。或許是同病相憐的緣故吧，我在營業高峰時下櫃台幫忙時，餘經理見了還會主動和我攀談幾句，所談的內容也無非是問問我父親受審查的情況，全然不提及由於停發工資給自己一家所帶來的巨大困難。自被打倒後，餘經理原有的工作和生活的境遇完全被顛覆，但從表麵看，他似乎很快就適應自己所處的“另類”地位了，這是需要相當的自製力的。
由於我在運動開始後不久就借調到公司搞通訊報道工作，較早地離開了泰昌中心店，1972年又隨妻子一起支內去四川工作，對餘經理以後的一些情況就不是很清楚了，倒是此前和餘秋雨很偶然地有過一麵之交。那是1968年的夏天，我作為公司的代表去參加《文彙報》辦的通訊員學習班，中午在報社的食堂用餐。同桌有一位年輕人，戴著一副眼鏡，樣子很斯文，穿一身退了色的黃軍裝，肩背一個繡有小五角星的黃挎包。因為不認識，大家隻是默默地吃飯，突然有人叫“餘秋雨”，應聲站起的正是那位年輕人。我很驚訝，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餘秋雨，就是他嗎？我聽餘經理說過，他兒子後來考上了上海戲劇學院，那麼，餘秋雨也一定是代表戲劇學院來參加《文彙報》通訊員學習班的了。等我回過神來，餘秋雨已離座而去，消失在人群之中。我和餘秋雨不期而遇，卻終於又失之交臂，現在想來真是件遺憾的事。由於自己很早就離開了泰昌中心店，因此對餘秋雨書中寫到的餘經理進一步受審查的情況，也是聞所未聞。“文化大革命”過去將近40年了，現在回想“文化大革命”當年，芸芸眾生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群起造“資反路線”的反，縱使你有種種疑慮，在當時的形勢下，恐怕也隻能隨大流，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像大詩人屈原那樣，“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置身運動之外，作壁上觀的人，怕不會很多。即以我而言，因我愛舞文弄墨，不少商店職工要寫大字報，便都找到我，我也來者不拒，其中不少大字報就是針對餘經理的。我自以為這是一種“為民代言”的革命行動，現在看來是間接或直接地傷害了餘經理，這是我現在深感內疚和不安的。但考慮到當時的曆史條件，除了極少數品質惡劣的“打、砸、搶”分子和惡意誣告者外，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事前也是尋常的良善之輩，並無什麼“劣跡”。在當時，他們為一種莫名的激情所支配，一些過激行為，現在看來匪夷所思，在那時無不被認為是理所當然。人們隻是在後來才對此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有幾個是事前諸葛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