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餘秋雨書中被述及的與他父親一案有關的一些人，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同事。餘秋雨在書中所提到的“趙庸”，在靜安區糖業煙酒公司所屬的另一家中心店工作，是餘經理一案的始作俑者，運動一開始泰昌中心店廣大職工群起而支持和聲援的就是他。後來，他和我一起被借到公司合作編一份叫《東風》的刊物。他為人忠厚樸實，不見得有什麼陰忮刻薄之心。我常常坐在他那輛28吋自行車的後座上，下商店去采訪。我們愉快地合作了一年多，《東風》停刊後，他回原中心店工作。至於餘秋雨書中多次說到的他去泰昌中心店（“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為風雷中心店）所遇的那兩個接待他的年輕的辦案人員，我都熟識。一個講話很斯文的瘦高青年，和我同一年分配到泰昌中心店工作，後來我們成了極好的朋友；另一個戴眼鏡的矮個小青年，則晚我們一年到中心店工作。他們兩位在運動前分別在另外兩家商店做財會。在我看來，他們均非“本質”意義上的“惡人”，他們令餘秋雨所反感的一言一行，都是他們當時身處那個位置所必然會有的言行舉止，不是他們所獨創。雖然他們作為辦案人員，不可避免地傷害了餘經理，但在他們個人，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並非針對某個人故意的“作惡”。“文化大革命”中，各類辦案人員不知凡幾，其中確有一些人為非作歹，為人所切齒痛恨，但多數人則是為時勢而陷於不義，看了餘秋雨的這本書，知道餘經理後來有了這樣一種頓悟：“造反派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們都左。”前不久，我讀了著名詩人張光年所著的《向陽日記——詩人幹校蒙難紀實》一書。詩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監管和隔離反省，深受迫害，但他在《懷念老友陳白塵——〈牛棚日記〉讀後感》一文中如是說：“其實這些批判者、攻擊者絕大多數不是壞人，而是在運動中被改造成這樣。”餘經理日後的頓悟，達到了與詩人張光年同樣的深度。我由此愈益敬重餘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