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反右”鬥爭中，對姚雪垠的種種遭遇，當時我們都有耳聞，今天我麵對這位八旬老作家，在逆境中如此頑強勤奮地筆耕，令人欽佩，令人鼓舞。記得那天他特別高興，還把我引進他的書房“無止境齋”。書齋不大，一張書桌右旁有一隻很顯眼的櫃子，當他把櫃子中抽屜一一拉出來讓我瞧時，隻見一張張卡片上的蠅頭小楷，原來是他為創作《李自成》積累的卡片。我不禁脫口說了一句：“姚老，您比我們圖書館做得還要好啊！”他笑著說：“人們都知道我為《李自成》寫了不少卡片，而很少有人會想到是由於我在青年時期受到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的啟發，是學習了前代學者們的部分經驗。近代態度嚴肅的學者，都重視卡片的工作，被認為是起碼的一種科學方法。所以我在年青時已養成這個習慣。關於寫《李自成》這部小說，最初動念於抗戰期間，但當時對如何寫，如何準備都很茫然。加之當時也沒有條件去收集文獻資料，研究一個曆史時代的社會生活和政治、軍事方麵的各種事件。到了解放以後才開始嚴肅認真地讀點書，用曆史唯物主義方法研究一些重大的曆史現象和一些重大的曆史具體問題。
1957年秋，我在武漢被錯劃為“右派”遭到滅頂之災，但是也挽救了我的文學事業。據說當時被劃為“右派”的有50多萬人，受連累的人數目不詳。有的人不幸劃為“右派”後，或者自殺，或者從此意誌消沉，抱恨終身。而我不然，我利用等待下放勞動改造的幾個月時間，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自從執筆寫這部長篇小說後，我沒有泄氣，沒有假日，一年四季都是淩晨兩三點鍾，當我的全家人正在沉睡夢中，我居住的這一帶許多高樓上還沒有一處窗子亮起燈光的時候，我已悄悄起來，匆匆洗了臉，在工作室（我自己戲稱為“我的監獄”）開始我的沉重工作。當此時候，孤燈獨對，萬籟俱寂，唯有小說中的各個人物活躍在我的心中。有時，他們不完全聽我指揮，扮演出悲劇情節，迫使我停下筆，禁不住感慨分神，熱淚盈眶。“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我采取口述錄音辦法進行創作了。
我靜靜聽著姚老這坎坷經曆，真使我難以想象，是什麼力量使他得以撐下來的？真如他自己所說：“我從青年時代就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觀，即認為我們活著應該是推動曆史前進的參與者，而不是消極的旁觀者。由於我有這一積極的人生觀，所以平生屢經挫折，在自己的專業上仍能不斷努力，不停地追求，特別是進入中年以後，崇尚實幹精神，而輕視空談和追逐虛名。被錯劃“右派”以後，絲毫沒有動搖我的這種人生觀，所以我對創作事業，既不灰心，也不消沉。一個人懷有自信心，在平時就很重要，處在逆境中要想搞一番事業或一件事，更需要勇氣和魄力。如果要問我，是什麼力量推動我在1957年秋天開始文學上雄心勃勃的新長征？首要的精神力量就來自愛國主義思想和對祖國文學事業的強烈責任感。近八年許多讀者都知道我將自己寫《李自成》的經驗總結為四句話‘加強責任感、打破條件論、下苦功、抓今天’。這四句話得自實踐和覺悟，也得自痛苦的眼淚和艱難閱曆，要緊的是我能持之以恒，至老不變。”
第二個給我提供精神力量的是我的“過程論”。我將社會現象的發生和轉化都看做是或長或短的過程。“反右派”鬥爭也是一個時期的社會現象，我認為被批鬥者隻要自己不倒下去，繼續努力工作，而他的主向和曆史的發展方向一致，盡管道路有曲折，將來必然回到曆史主流，而最可怕的是自己倒下去，或者迷失方向，自己所走道路偏離曆史的發展方向。這是我當年在極度困難的處境中用以鼓勵自己的“過程論”。那時候我受孤立，不允許隨便同人講話，但是我如果同別的“右派”同誌一起勞動，我便找機會將我的“過程論”的主要意思悄悄地告訴同伴，使他們也增強信心。
另外，我還從古代文化遺產中找精神支持。我時常心中背誦孟子的一段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汲取這一段文字的積極精神，卻不曾想著“天將降大任於”我這個人。
雖然我與姚老接觸時間不長，但我非常敬佩他的為人品格，他的治學精神，他是一個非常有個性的老人。他給人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是我們永遠學習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