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初，因工作關係去北京訪問了一些老作家，其中有心儀已久的《李自成》作者姚雪垠。記得我們到北京的第一天傍晚，即去木樨地路南的“部長樓”，叩開了姚老的家門，迎麵開門的是一位麵善和藹的老太，猜想是姚老的夫人，她一聽是從上海來的，即熱情地把我們引進客廳，並悄悄告知，姚老已上床睡了，我進去瞧瞧。不一會兒隻聽得姚老高聲問“誰來了？”回答“是上海來客”，“快請他們進來吧”。就這樣我們很尷尬地進入姚老臥室。見姚老躺在床上，穿著一件紅色的睡衣，一頭銀發，麵色紅潤，帶著慈祥的笑容說：“很對不起，我習慣早睡，這是我多年養成的老習慣了。”我忙說：“是我們來得太唐突了，事先也沒與您聯係，還請多多原諒。”他又回答，你們是遠道來客，哪有不見一麵的道理呢！輕鬆愉快的交談，頓時使我感到眼前是一位豁達開朗的老人。趁此機會我們拿出相機，對準老人拍了多張照片。當我們正向他征集手稿並希望得到他的支持時，突然他向我們說：“你們知道嗎？我曾在上海呆過，那是上海解放後，我在私立大夏大學任教，還兼任副教務長和現代文學院院長。1951年春天，當時華東高教部正在積極籌備上海幾所私立大學如聖約翰大學、大夏大學、滬江大學、光華大學、震旦大學等校合並，成立華東師範大學，這一年我已41歲，如果繼續留在學校教書，後半生隻能一邊教書一邊做學問了。我對自己做學術研究並不抱多大希望。如果離開學校，回去寫小說，可能會成就大些。經過幾個月的苦惱彷徨，我完全下了決心，回到河南家鄉從事專業創作。雖學校師生和有關的同誌們竭力苦留，可我已下決心，任何規勸和挽留都不能使我動搖，到了暑假，好像是8月1日我離開學校的。記得臨走前一二日，差不多是全校教職員在院中為我餞行。臨離校時，文學院的師生們還敲鑼打鼓地為我送行。這是我最後告別了正式教書的生活。”隻見姚老興致勃勃地回憶了當年在上海的教師生涯，在感情上還是很留戀的，但他當時意願已決，回河南家鄉繼續搞小說創作，立誌為中華民族的文學事業做出較大貢獻。為了不影響他的休息，我們正向他告別時，姚老夫人進來，姚老指著夫人說，她叫王梅彩，是小學教師，年青時是個大美人。他隨手從床頭櫃上拿起一隻相架，上麵存著一張梳著兩根辮子的年青秀麗姑娘。他很風趣地說：“你們看，她老了還是那樣美。”此時這位夫人笑著說：“別聽他的胡言。”見著這對相濡以沫的恩愛夫妻，深深為他們祝福健康長壽。
這次拜訪，雖然時間很短，但姚雪垠的光彩印象，已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姚雪垠原名姚冠三，字漢英。曾用名姚浮華。筆名有雪痕、雪垠、沉思等。1929年考進河南大學預科，因參加學潮被開除，遂在北京圖書館自學，後當過教員和開封《風雨》雜誌編輯。從1937—1948年先後在武漢、重慶、成都、上海等地從事文學創作及教師工作。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差半車麥秸》，長篇小說《春暖花開的時候》、《長夜》，傳記文學《記盧熔軒》等。1957年被錯劃“右派”，在監督勞動期間，1963年出版了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1960年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年動亂中得到毛澤東的關注，堅持創作《李自成》第二、第三卷，於1977年、1983年問世。作者塑造了李自成、張獻忠、郝搖旗、劉宗敏等鮮明形象，獲得高度評價，第一卷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往後，我去北京辦事，每次都要去看望姚老。他與我談得最多的話題是《李自成》和茅盾前輩對《李自成》如何關愛備至，並拿出茅盾與他的通信，都是關於評論《李自成》的。他說，這些信中的評語，對我是真正知音之言。並激動地說：“茅盾是我的恩師與知音。”有一次我問他：“聽說您自打成‘右派’後，才開始寫《李自成》的？”姚老沉思一會兒，喃喃地說：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我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當時領導人在大會上宣布：“給你一碗飯吃，讓你活下去，作為反麵教員。鏟除‘右派’的毒草，壯大‘左派’的鮮花。以後不能讓你寫文章，也不能出你的書。”就在我被錯劃“右派”以後，我決定開始寫《李自成》。那時並沒有想到《李自成》會在我生前出版。隻想著我死了以後，我的後人將這稿子拿出來交給國家，我仍可以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事業做貢獻。我在被“孤立”的情況下，背著別人，一邊哭一邊寫《李自成》的第一卷的草稿。憑著我在史學和文學等方麵的素養，在我下放勞動改造前的幾個月中，第一卷的草稿寫成了。
由於各種機緣的湊合，《李自成》第一卷於1963年秋天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出版後，許多人馬上就要打倒我，“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大、小字報，漫畫更是滿天飛。恰恰在這時候，毛主席說話了。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主席把列席會議的王任重叫到跟前說：“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過了，書寫得不錯，你趕快通知武漢市，對他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救我，我就被打倒了。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電話向武漢市第一書記宋侃夫傳達“最高指示”。這一“最高指示”既挽救了《李自成》，也保護了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