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又一次進見秦孝公，向他鼓吹“強國之術”。孝公越聽越有勁，不知不覺挪動膝蓋到商鞅麵前，如此交談了幾天，毫不厭倦。隨後，商鞅就被任命為大夫，留在了秦國。對此，景監不解地問商鞅：“你憑什麼迎合了我們國君的心意？我們國君特別高興啊！”
商鞅說：“我用五帝、三王之道說服他，勸他跟三代相比，但國君說：‘太久遠了，我不能等待。況且賢明的國君，每個人都想趁自己在位的時候揚名天下，怎麼能夠默默無聞地等待幾十年乃至上百年之後才成就帝王大業呢？’由此，我用使國家富強的辦法說服國君，國君對此就特別高興了。”
此後，商鞅就被任命為大夫，留在秦國。
商鞅的“強國之術”，簡單地說，就是要進行“變法”，即按照法家的主張對秦國舊的製度進行改革。孝公讚同商鞅的觀點，卻又有疑慮，因為在秦國的貴族與官員中，有相當一些人頑固地反對變法。
麵對強大的反對聲浪，商鞅發揮其過人的口才及學識，堅定地表示：“行為上猶豫不決、遇事懷疑的人，是做不了什麼大事的。一般而言，高人一等的想法，勢必無法為普通人所了解。合理性的獨見，無法見容於現實主義者，因為智者能在事情尚未發生時便見其端倪，一般較愚鈍者即使事情明顯擺在那裏，他也難以完全理解。所以對一般人來講，不必和他們談論計劃，隻要和他們共享政策的成果就好了。至德者的大理想主義必不合於世俗之見，建大功的人也不會處處和人們討論他自己的計劃，隻要對人民有利的事，便應該努力去做，而不應局限於傳統的規範。”
秦孝公對商鞅的說法首先表示非常讚同。但王室重臣之一甘龍表示反對，他說：“聖人教化人民，絕不變其風俗，智者治理人民，也不隨便改變製度，主要在順乎自然。因風俗而行教化，才不會幹擾民心，容易得到成功，順乎原本體製來治理，不但官吏較熟悉，而人民也比較能夠心安。”
商鞅立刻反駁說：“甘龍之言乃世俗之論。一般人的確較安於傳統，如同研究學術的人，也容易囿於其所學，抱有這兩種心態的人，做個遵守平常體製的官吏還可以勝任，卻不可以用來議論需要改革時的形勢。夏、商、周三代體製都不一樣，但同樣成就帝王之業。春秋五霸也采用不同的方法，卻同樣成為霸主。有智慧的人創製法製，愚鈍者照章實施；賢能的人改變傳統，讓沒有能力者遵行標準。”
大臣杜摯又警告說：“如果無法獲得一百倍利益，不應奢談變法；沒有十倍的功能，不可隨便更改製度。依照傳統可以避免錯誤，遵循現有體製才不會走入邪道。”
商鞅大聲疾呼說：“治理國家並不是隻能遵循一種方法，要建設國家就不能夠拘泥於古代製度。湯武革命推翻傳統，反而成為帝王；夏桀王、殷紂王並未改變製度，卻仍成為亡國之君。反對傳統的不見得不對，依循現有體製的反而更難以建功，這一切都需要依照國家及環境的需要來作決定呀！”
從以上的議論中，我們可以更明顯地看出，拘泥於現有體製、反對變法的甘龍及杜摯，應屬現實論者。大喊“治世不一道、治國不法古”的商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急於革新強國的秦孝公自然堅決地站在商鞅這一邊，在群臣的極力反對下，仍任商鞅為左庶長，推動秦國現有體製的全麵變革。
南門徙木
商鞅變法的主要精神是透過國政的改革，打破局限社會進步的枷鎖，特別是重建部落製的民族體係，減低部落領袖的影響力，加強官僚體係的功能。這些改革勢必遭到既得利益階層的拚命反抗，因此除非獲得中下階層人民的支持，否則變法很難成功。為了得到民眾的信任，商鞅決定實施一個最聰明的笨方法，那便是曆史上有名的“南門徙木”。
一天，商鞅派人在都城櫟陽（今陝西臨潼櫟陽鎮東北）的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長的木杆，並宣布：有能將木杆移至北門者，“賞予十金”。消息傳開，來看熱鬧的人越圍越多，大家都竊竊私語，疑惑不解，不相信照此做了真會得到獎金。隔了一個晌午，沒人動手。商鞅又宣布，誰能移動木杆，“賞予五十金”。這時，終於從人群中走出一人，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將木杆移至北門口。商鞅果然賞給此人五十金，“以明不欺”。
“南門徙木”一事很快在秦國傳開了，大家都知道商鞅出令必行，有禁必止。有意思的是，商鞅的同鄉前輩吳起，在魏國變法時也曾幹過類似的事情。當時吳起在魏國國都的北門放置車轅一根，並宣布：能將它搬至南門者有賞。後來有人搬了，吳起就按宣布的辦法給以獎賞。
這兩個記載如此類似，以至於有些曆史學家對它們的可靠性產生了懷疑。其實，吳起和商鞅都有可能這樣做過。因為，它體現了先秦法家兩個很重要的思想：“明法”和“壹刑”。
“明法”，就是將法令公之於眾，讓人人都知道。“壹刑”就是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不區分什麼貴賤、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