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地域文化在漫長的曆史中，經曆了一個既強化又融合的過程。強化的主要是特色，融合的主要是內容。宋代文化不僅有承前啟後的時代意義，更有地域文化巨變的重大意義。入宋以來重整河山，實現了部分統一，北方領土麵積比以前狹小，原來的內地成為邊陲地帶，並經常受到外患的幹擾。不利的時代環境影響到部分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與此同時，處在和平環境的南方文化迅速進入到黃金發展期，在北宋後期趕超了北方地區。由此，地域文化格局發生了曆史性巨變：文化中心移向東南地區，奠定了地域文化的新格局。北宋滅亡，宋金對峙，北方戰亂，南方文化持續發展，使東南地區文化中心地位得以鞏固。宋代完成的地域文化格局變化，表明大規模的南北文化融合基本完成，與我國經濟中心南移基本同步，且略超前。宋代以文教興國，對教育事業非常重視，在教育政策助推基礎上，不同地域居民文化素質和社會習俗的影響，使教育發展呈現因地而異的現象。私學發展就是其中一個側麵。
（一）宋代北方各地私學發展差異
開封是北宋的都城，是北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教育事業十分發達。雖然開封有眾多的官辦學校，但京城人口眾多，受教育群體廣泛，而且此地各類人才彙集，師資力量雄厚，因此民間私塾遍布開封，大體分為兩個層次：一種是以講授初級知識的啟蒙學校；一種是講授高級知識的收費短期進修學校。
京東路和京西路也是宋代文化發達之地。京西路教育事業的中心在西京洛陽。曆代文人士大夫的彙聚地，文化底蘊濃鬱。以書院為例，京西路是宋代書院較多的地區：洛陽一帶有五處：嵩陽書院、潁穀書院、鳴皋書院、和樂書院、龍門書院；鄧州（河南鄧縣）2處：賈狀元書院、花洲書院；許州（今河南許昌）1處：西湖書院；汝州（今河南臨汝）1處；明道書院；蔡州（今河南汝南）1處：顯道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被稱為宋代四大書院的嵩陽書院。此外，京西其它私學也不少。如宋神宗時期，程顥、程頤就曾在洛陽聚徒講學，培養了眾多弟子，為理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滑州胙城縣（今河南延津東北）處士王大中（字遵道）則設立有學堂，他不受傳統學說的約束，個人見識很多，滑州士人紛紛向他求教，“乃為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堂以延之，而名曰講堂”。【1】京東路以“魯多儒”而聞名於世，有著優良的文化傳統和好學之風，文人儒士輩出，因此開辦私學者眾多，遍及城鄉。所取得成就不亞於官學。睢陽學舍、嵩山書院就是其中的典型。為宋初儒學的複興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在齊魯大地開創私學者也很多：如密州莒縣（今山東莒縣）儒者楊光輔，聚徒講學長達30年之久；徐州文學劉顏，罷官後退居家鄉彭城（今江蘇徐州）“教授數百人”等等。此外，在兩路地區建立的書院有10餘處，包括著名的嵩陽書院、應天府書院及泰山書院都在京東西路地區，可見其私學的發達。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由於地處邊防，文風不昌，雖然有些地方保持著尊重知識、崇尚儒學的文化傳統，但整體文化相對落後，居民文化素質較差。沿邊地區的軍事活動衝擊著文教事業，因此，偶有幾處聚徒講學的例子在史料中可見，私學在這一區域的發展沒有大的起色。
（二）宋代南方各地私學發展差異
兩浙路地區在北宋前、中期文化教育還處於落後狀態，到北宋後期迅起直追，快步發展，特別是宋南渡以後，更成為人文薈萃的中心和各類文化的繁榮之地。私學教育也呈現出“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裏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2】的繁榮景象，例如，北宋元豐年間，範仲淹在蘇州家鄉開辦了族學；陳亮於淳熙十二年（1185年）居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家鄉時，“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戶”。【3】他們都為民間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南宋後期，兩浙地區湧現了許多書院。《續文獻通考》卷五零《學校考》中列舉了著名書院22所，有9所在兩浙：蘇州鶴山書院，鎮江府丹陽書院，丹徒濂溪書院，婺州金華麗澤書院，明州永東書院，衢州柯山書院，清獻書院，紹興府稽山書院，嚴州淳安石峽書院。可見私學發展在此地區的興盛。這些書院為地方的教育事業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