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繼承和發展了孔子思學並重的思想，主張把學與思結合起來。他在發揮孔子“學而不思則罔，死而不學則殆”的思想時指出：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必不知其意味，若有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他在提倡學思結合時，反對粗枝大葉，不求甚解：“大抵觀書，須先熟讀，使其言皆出於吾之口，繼而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以有得爾。”【10】
朱熹對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述。他要求學生“多聞多見”，對事物要泛觀博覽。他說：”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為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好古以敏求’，又曰：‘多聞擇其善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學也。’”【11】
朱熹尤其對孔子的“溫故而知新”作了新的解釋。朱熹說，“故者，昔之所於得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12】但完全脫離舊有的知識基礎而求新知是不可能的，朱熹於是說“凡看文字隻要溫故知新，隻溫故底知新知自出，若拾了故的，別要討個新意便不得也”。【13】他非常讚賞張載的“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的見解，提：“橫渠雲‘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如此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14】朱熹又說：“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為人師，隻緣這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則常活不死矣。”【15】他反對死記硬背地“溫故”，而要在“溫故”的過程中靈活地去理解學術知識，觸類旁通，強調在學習中要有個人的心得體會和見解。故朱熹認為“讀書之法記得大義，得它滋味，沒要緊處，縱理會得也無益”【16】。讀書掌握基本要義而不能舍本求末，那些無關緊要的東西可放一邊，這可說是經驗之談。朱熹主張溫故與知新合一，溫故是知新的基礎，知新是溫故的拓展和延伸，”時時漸習，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17】，“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18】
朱熹雖然還是以傳統儒學經典為教學內容的主要方麵，但他對於這些儒學經典的解釋，卻有自己的新見解。他敢於疑古疑經，勤於思考，跳出舊的框架，因此在宋儒義理解經方麵做出重大貢獻。他說：“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考，至於群疑並興，寢食俱廢，方能驟進。”【19】例如他認為《周易》並不是什麼微言大義的經書，它不過是一部上古時代占卜迷信的書。他指出：“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然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作《易》以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誌，定業，斷疑，所以開物成務也。”【20】並說《易》“隻是空說道理”。這種看法在當時被腐儒們視為離經叛道的邪說，遭到反對，但朱熹卻堅持這種觀點，並與許多人辯論。他說：”如《易》某便說聖人隻為卜筮而作，不能有許多說法，但是此說難及人道，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煞費力氣與他分析，而今思之隻好不說，隻好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今人隻是眼孔小，見他說得恁地，每有那至理，隻管要求推求。”【21】朱熹不盲目崇拜古人的定論，敢於疑古疑經，這與宋代所創的學風有關，應該說朱熹是走在了當時新學術思潮的前列。
對於《詩經》，朱熹打破了孔子所謂《詩》三百篇“思無邪”的教條，發現鄭、衛大量詩篇乃是“民間男女相悅之辭”，並非歌頌後妃之德的作品，且對孔子刪詩問題提出了疑問，說“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個、存這個，也隻得就向上去說。”再如對於《論語》，朱熹也有不少自己的見解和解釋，例如針對孔子的“犯而不校”，朱熹解釋說：“不是著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返，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焉？”又說，“是他力量大，隻有犯者如蚊蟲、虱子一般，何足為校。”【22】因此在朱熹看來，所謂“犯而不校”並不是不反抗的意思，而隻是對一種“小小觸犯”自己的人采取寬容的態度；而對那種惡意中傷者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毫不留情。關於《春秋》，朱熹認為，“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23】，並無愚褒貶之意。“或有解春秋者，專以日月為褒貶，書時月則以為貶，書日則以為褒，穿鑿得全無義理。”【24】又如朱熹認為，”三禮”以“儀禮”為主，大、小戴“禮”為“儀禮”之傳，此說可信。他還懷疑《古文尚書》是偽書，這為後來關於《古文尚書》是偽書的考證開了先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熹把儒家經典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但並不因襲傳統的做法，而是有其獨特的新見解，為儒學的革新起了重要的作用，也在更新宋代的教學內容方麵有了新的突破。
在孔子提出的“學而優則仕”教育目的的基礎上，朱熹提出“明人倫”的教育目的，把做“仁人”、“聖賢”作為教育的任務和最終目的。他說：“今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於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認為教人為學首先是要使學生明義理、會做人，而並非隻是為學得雜博知識，做些華麗文章，用以沽名釣譽，爭權奪利。
“反己”思想，可以上溯到孔子。孟子則明確提出了“反求諸己”四個字。呂祖謙對孟子的見解表示讚同，並作了發揮與創新。他說：“自求多福，聖門之學皆從自反中來。後世學者見人不親、不治、不答，隻說枉做了許多工夫。或說好人難做，此所以工夫日退一日，聖門之學見人不親、不治、不答，反去根源上做工夫，所以日進一日。蓋仁者愛之原，敬者禮之原，孟子又言非特三事如此，凡事有齟齬，行有不得處，盡反求諸己使表裏相應而後可。如一分未盡，便有齟齬。如果然十分正當，天下自然歸之——孔子所謂求諸己、求諸人正是邪正、聖賢、君子、小人分處。孟子此段乃學者切要工夫。”【25】
（二）原創性教育思想
1.呂祖謙的“經史兼重”和“務實致用”的教育思想
呂祖謙秉承家學傳統之中的“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德”，提倡經史並重，此與二程及朱熹等人對經史關係的問題的認識上有一定的差異。首先，呂祖謙特別重視對經書、典籍的研讀。呂祖謙說：“讀經多於讀史，如此，然後能可久可大。”【26】其次，呂祖謙也十分注重史學的學習。對於史學的學習，呂祖謙還提出了明確的研習要求：“學者觀史各有詳略，如《左傳》、《史記》、《前漢》三者，皆當精熟細看，反複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27】在呂祖謙的教育教學思想之中，經史的學習往往是並重的，在他看來，經籍與史籍同樣都是需要學者“精熟細看，反複考究”的重要學習內容。呂祖謙說：”觀史先自《書》始。”【28】由此可見，呂祖謙把儒學典籍《尚書》歸類於史籍，可以說他將《尚書》看作亦經亦史的典籍。呂祖謙所倡導的經史並重是其學術教育思想的一大特色，他的這一教育思想影響深遠，曾經開啟了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治學途徑。
呂祖謙另一個教育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強調務實致用的重要性。呂祖謙說：“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而不可用工費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29】“學者須當為有用之學。”【30】呂祖謙強調注重所學知識的實際效用，即學以致用，而他提倡的所學是與實際必然相聯的，在經世濟民的現實生活之中體現所學知識和學問的基本價值，這成為其基本的取向。具體來說，呂祖謙的主要觀點是，研讀聖賢經書、典籍等獲取知識、義理，一定要以致用為目的。呂祖謙說：“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二三十年讀聖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隻緣讀書不看有用看故也。”【31】這是呂祖謙對於當時的一些學者缺乏通經致用意識的批評。後曾有呂氏後學彭飛評價呂祖謙之學為“切於民生日用，有不容闕者焉”。【32】
2.事功學派提倡“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事功學派衍生於宋代錯綜複雜的社會、政治局麵之中。在南宋當時頗為激烈的主戰、主和和投降等複雜的政治鬥爭之中，他們積極主張對抗敵國，全力反對投降，大力倡導堅持統一和收複失地，與此同時大家學者撰寫了大量的著述和文章以抒發自己的愛國主義思想情懷，以致形成了以愛國教育著稱，注重實用與創新的學派——事功學派。
經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始興起於宋代。《辭源》中對“經世”的解釋為：“治理世事”；對“致用”的解釋為“盡其所用”，具體來說，“經世”強調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誌存高遠。“致用”強調要理論聯係實際，腳踏實地，注重實效，到宋代後期逐漸形成一種提倡研究當時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麵實際問題，要求經書的研究與當時社會所存在的亟待解決的種種問題緊密聯係起來，並提出解決諸類問題的治學方法與方案，因此被稱為經世致用之學。經世致用之學的特點是通過對古代經書典籍的說明與闡釋，發揮自己獨特的社會政治見解，並應用其於當時當世迫切需要進行的社會改革之中。經世致用之學亦可稱之為“實學”，其中的“實”的主要體現也就是“實習、實講、實行、實用之學”。通俗來講，就是講實話，做實事，重實際，謀實效。也就是說，應全力著眼於當時當世切實存在並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而反對脫離當時當世的社會實際；著重於做實事，而反對無用的空談；大力致力於改革與創新，不完全循習古人；做事力求實事求是，注重實際的調查與研究。這些都是經世致用思想的內涵之體現。
事功學派積極大力地倡導學習有益於當時當世所用的學問，提倡培養經世致用的佐治人才。此外，在學風與教育教學方法等方麵也體現經世致用的精神。在提倡經世致用之學的主要學派之中，金華學派就大力提倡經世致用思想，此學派中主要以呂祖謙為首。他們主張治讀經史典籍以致當時當世之用，並反對當時的理學家高談闊論心性、命理的空洞、空談之學。永康學派以陳亮為代表，提倡經世致用之學。永嘉學派以葉適為代表（永康學派與永嘉學派並稱為事功學派），把經世致用思想與功利之學緊密聯係起來，猛烈地批評理學家們的空談。例如，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強烈反對當時的理學家們把學做聖人、講道德性命等當作頭等學問來學習，並強烈反對他們隻在書本上做功夫，或隻在心性上做功夫。他在同朱熹爭辯中就曾說道：“亮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誌，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33】
3.胡瑗的“分齋教學”的教育思想
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胡瑗對教學製度進行了大膽的改革與創新，在中國曆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製度，並首創分科教學，教育目的是為了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大創新之舉。胡瑗通過設立經義齋和治事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和興趣進行分齋教學。經義齋和治事齋二齋的教學內容、教育對象及教育目標均不相同。其中，經義齋的學習內容主要是如六經等儒家經典，學生通過對儒家經典的研習從而具有較高的學術修養，以此為國家培養可承擔大事的文職官員而服務；而治事齋又分為講武、治民（民政）、治兵（軍事）、曆算和堰水（水利）等主要是技術性的實學知識學科，教育的目標在於為各個職能部門培養掌握一定專業技術的專業型、實用型人才而服務。治事齋與隋唐時期以來的獨立設置、地位低於儒學的如算學、書學、律學等各專科學校大不相同，經義和治事兩齋在整個學校教育係統之中的地位是等同的。對此，《宋元學案》中曾有如下表述：“經義，則選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其用，算曆以明是也。”【34】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門主科，同時兼選一門副科，即“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這種模式有如今高等教育之中主修與選修的影子。此外還附設小學等。這種大膽嚐試頗具創新之處，既能使學生領悟聖人的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水利、軍事、行政等專門性工作。實踐證明，這種教育思想下的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頗有成效的，培養出了一批學有所長的專門人才。例如，有長於經義之學的倪天隱、朱臨、孫覺等，有長於政事的錢公輔、範仲淹之子範純仁等人，有長於文藝的騰元發、錢藻等人，有長於軍事的盧秉、苗授等人，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以上說明分齋教學的主要教育目標在於提倡實學，培養既通經史又能治事的專門的實用型或專門人才。清末易甲南曾在《經義治事兩齋論》中對胡瑗分齋教學思想及分齋教學製度創立的主要旨意進行了透徹的分析：“夫隋唐以來，仕進多尚文辭，苟趨功利，實學之不明久矣。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詞章記誦之功，而以經義之討論養其德；薄尋行數墨之士，而以治事之斡濟擴其才。既有以深之根抵，使其學切而不浮，複有以練之於材，能使其學實而可用。”【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