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辦學人員身分多樣
宋政府對私學采取開明的態度，營造寬鬆的政治氛圍和學術環境。隻要它遵守國家政策，不宣傳異端邪說，不違背倫理綱常，都允許其存在和自由發展，因而，上至官員士大夫，下至貧民百姓，隻要有教學能力，又有適合的受教育群體存在，都可授徒講學。
有民間師儒設學授徒的。如，王昭素就是宋初以從事私學教育而聞名的，根據《宋史·王昭素傳》：“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裏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嚐師事焉。”【1】他才德兼備，頗受鄉人敬重，因此“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2】；平民劉巽也是民間職業教育家，“治三傳，年老博學，躬耕不仕，以講授為業，真宗亦以一絕賜之”【3】；“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4】；“徐存，字誠叟，江山人。隱居教授，學者稱為逸平先生，從學者至千餘人。所著有《五經講義》”【5】；“邵整，字宋舉，自號蒙穀遺老，以家學自相師友，教授生徒，常百餘人”【6】；“謝民師，名舉廉，新淦人，博學工詞章，遠近從之者嚐數百人。民師於其家置講席，每日登座講書一通既畢，諸生各以所疑來問，民師隨問應答，未嚐少卷。日辦時果兩盤，講罷，諸生啜茶食而退”【7】，師生關係非常融洽。在潛移默化中，人才脫穎而出。宋初洛陽隱士種放，隱居終南山三十年，教授生徒，“以講學為業，從學者眾，得束修以養母。”【8】；高牟“弱冠，徒步從種放學於終南山，又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齊名……後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9】；“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牟，……居鄉時教授數十百人”【10】；馮晦，韶州英德縣人，“尤工詩賦，教授生徒，敦德自好，著有《南山雜詠》傳世”；馮安國，“少力學，行誼尤高。時行王氏學，安國乃晦跡於家，聚徒講經”；【11】李友直，古田人，“以詩書禮樂教授鄉裏，無貧富貴賤，隨賢愚啟迪之。家貧不堪，處之恬然”【12】；胡淵，崇安縣人，“少聰敏能文，長益力學。熙寧初授徒江浙間。每歲終，度父母所需，力能致者悉市歸以獻。後母老有久疾，遂不複遠遊”【13】；“田誥者，曆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百人，舉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維翰、許兗皆其弟子也”【14】；尹淳終身從事私人講學活動，“聚徒洛中，非吊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15】。
有在職或離任官員授徒講學的。受私學教育的影響，宋代的官學教師在其正常的教學工作之外，也招收一些學生，傳授其專攻的經學。這在當時是一種風尚，並不受官學教育製度的限製和束縛。如，四先生之一的陳襄，即古靈先生，以進士出身，博學多才，聞名一時。曾曆任浦城縣、仙居縣、河陽縣和常州祠部員外郎。陳襄非常重視教育，邊做官邊開辦私學。每到一任，不但重視官學，而且在閑暇之餘，積極開辦私學，教授生徒。“……己而四先生之名聞天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以進士為浦城簿，縣闕令。……首興學宮，為諸生講學，從之者五百餘人。……以遷為仙居令，仙居山縣，莫知學，先生之學興宮，課諸生如浦城。有問難者，得乘先生聽訟之暇，入問於庭……【16】遷著作佐郎、知河陽縣……先生之興學宮、課諸生如仙居。或謗之富公曰：‘是賺子弟輩束脩耳！富公以告，先生曰：‘自反而縮，何嫌人言！’或勸先生罷講，答曰：‘以人，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吾恥之。’講益力。已而以祠部員外郎知常州，複興學宮、課諸生如河陽。時承安定先生湖學之後，東南講席稍衰，先生複振之，以顧臨司之，每晨親往，與諸生講經義，旁決吏事，於是毗陵之盛，疑於湖學。”【17】古靈先生不但在學府內講學，而且隨時隨地可以講學，“偶出行部，遇山穀中有小學，輒下車為童子輩講經。從學者漸多，而管師複兄弟卒為名儒”【18】。楊時曾任宋太學祭酒，晚年告老還鄉後，“以本官致仕，悠遊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弟子千餘人。【19】有因為俸祿微薄，辭官回家授徒講學的。“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受學於李畋、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為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20】“承直郎姚邦基者，蜀人也。知尉氏縣，秩滿不複仕，屏居村落間，授徒自給。”【21】魏了翁“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丁父生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22】。劉清之“受業於兄靖之，甘貧力學，博極書傳。……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複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為疑問，以觀其所響，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來者日眾，則增築臨蒸精舍居之”【23】。劉勉之“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邃《易》學，遂師事之。己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清業焉。……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教學之門乃前言往之懿”【24】。
有科舉不第、仕途不利或不願入仕的學者為生活出路而講授私學的。如，“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學者稱為籲江先生。俊辯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25】；“王開祖，字景山，永嘉人也。學者稱為儒誌先生。皇祐進士，不仕，杜門著書，從學常數百人”【26】；”胡宗伋，字浚明，號定翁，餘姚人……元符間，試禮部不第，歸，教授鄉裏，學者多從之遊。性至孝，跬步未嚐忘親”【27】；“孫介，七歲學於鄉先生胡定翁，既冠，授書自給，益發憤自刻，務為實學。受人子弟之托，不啻己子，隨才指授，專事講釋，至老不倦”【28】；“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複，“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授徒講學，石介就是孫複的得意門生；韓丕在登太平興國三年（978年）進士之前，曾為人講授《周易》、《禮記》；【29】陳諤，“少遊太學，累試報罷，歸以其學教授裏人”【30】；廖蕃，將樂人，“教授裏門，從遊士科第相望”【31】；蘇舜欽道：“廩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複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市，未必餓死”【32】；詩人王令，一生都未參加科舉考試，主要以擔任私學教師謀生；“宋初四先生”之稱的周希孟和季甫，都才識傲人，名顯於時，不求仕進，聚徒講學，”遍通《五經》，尤邃於《易》，弟子七百餘人”【33】。河南楚丘人戚同文，終身不仕，築室聚徒，居鄉講學；周啟明，“四舉進士皆第一……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複有仕進意，裏人稱為處士”【34】；王逢“少舉進士不第，去，教授蘇州，學者嚐數百人”【35】；有一些落魄學子為謀生之計，招收生徒，養家糊口。如，“徐範，字彝父，福州候官人。少孤，刻苦授徒以養母。”【36】
更有鴻師碩儒開精舍或創辦書院聚徒講學的。師承私學是宋代私學教育中最常見的一種方式，以經館、精舍最為有名，其形式是飽學的鴻師碩儒居於某地講學。這些鴻師碩儒各自有自己獨特的學術專長和學術追求，因而四方的書生處士慕名而來，得以吸引了大批生徒於門下，向他們傳道、授業、解惑。如孫複、石介創建泰山書院。朱熹畢生不曾放棄教育活動，一生從事聚徒講學與著述事業。竹林精舍，是朱熹繼建陽寒泉精舍、雲穀晦庵草堂、崇安武夷精舍之後創建的第四所精舍，是朱熹聚徒講學之地。它草創於紹熙三年（1192年），紹熙五年經擴建更名為滄州精舍。“慶元黨禁”之後，朱熹罷官，於是繼承父誌，返考亭築竹林精舍，在此授徒講學。1194年，因學員日增，便將精舍加以擴建，更名為滄州精舍，並自號滄州病叟，並修複白鹿洞書院和嶽麓書院。陸九淵曾創辦槐堂書屋、象山書院授徒講學。陸九淵考取進士之後，按規在家候職三年。在此期間，他將家中偏房辟為講學之所，名曰：槐堂書屋。從《宋元學案·槐堂諸儒學案》來看，槐堂弟子人數不少。陸九淵在槐堂書屋講學時，從不用學規來約束學生，而是鼓勵學生自由地思考與探索。其高徒楊簡說道：“先生既授徒，即去今歲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興，容體自莊，雍雍於於，後至者相觀而化。敬歟盛哉！”【37】而陸九淵一生講學的最鼎盛時期是他48歲之後，登貴溪應天山，於廢寺故址建立精舍，名之“象山精舍”，開始講學其中，陸九淵居山講學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38】。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首創“講會”製度，邀請陸九淵來開講“君子喻於禮，小人喻於利”一章。朱陸學術相左，曾在鵝湖寺進行激烈論辯，然朱卻請陸講學，並將其講義刻石立於院門。呂祖謙在浙江金華創建麗澤書院，張栻在長沙創辦城南書院講學其中。這些學術大師知識淵博、學術深厚、社會聲望高，開辦私學主要注重傳播自己的學術思想。據史載，書院培養出來的學生大多走的不是利祿之路。他們來自於民間、起於社會中下層，學成之後，秉承師訓，創辦或主持書院，熱心教育，致力於文化普及，如鍾震創辦湘潭之一書院、鍾如愚主持衡山南嶽書院、吳雄創立平江陽坪書院、曹集主持白鹿洞書院、李埴講學於夔州、周奭講學於湘潭昆侖橋等等。“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於南，泰山先生起於北，天下之士從者如雲，而正學自此造端。閩海古錄先生於安定蓋稍後，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定之門，先後至一千七百餘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定之門如孫萃老，管臥雲輩，皆兼師古錄者也。於時濂溪已起於南，涑水、橫渠、康節、明道，兄弟亦起於北，直登聖人之堂。古靈所得雖遜之，然其倡導之功，則固安定、泰山之亞，較之程、張，為前茅焉。”【39】許多名師大儒曾就讀於私學，後又從事於私人授徒講學，如程顥、程頤、張載、邵雍等。程頤、程顥曾拜周敦頤為師，被後世學者視為理學的開端；張載講學於開封，由此發端了理學諸派之中的關學；二程四大弟子遊、楊、謝、呂開創北宋理學影響最大的洛學一派。這些以講學為業的大學者都是專攻某一經或某幾經，其門下的學生為研習這些經學而來，學成後即離開。太學博士胡安國就曾自設精舍，教授生徒。《宋元學案》記載了胡安國的學生譚知禮、楊訓拜師學習的情況：“譚知禮，字子立，長沙人。胡文定公至衡山，先生往從之，居其精舍之旁，盡掃前日氣習，抱《春秋》研其旨，餘力治《資治通鑒》。”【40】“楊訓，字子中，湘潭人也。受學文定……其在文定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稱高弟。”【41】經師邊講學，邊與生徒討論，同時又進行著述，宋代許多名著都是由此產生的。如私學大師種放與邵雍頗有淵源，《先天卦圖》由陳搏傳授給種放，種放三傳而授於邵雍：“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顕。《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種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之交教雖受於之才，其學實本於自得。始學於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嚐於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任儼然危坐。”【42】而《宋元學案》中記載的劉牧傳也證實了這一說法：“劉牧，字先之，號長民，衢之西安人，學於泰山之門，先生又受《易》學於諤昌，諤昌本於許堅，堅本於種放，實與康節同所自出。其門人則吳祕、黃黎獻也。”【43】理學家程顥、程頤更是門人、學生遍天下，《宋史》載：“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他們“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者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於遺經，以倡天下……號稱高弟者，遊、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44】程門高第遊醡、謝良佐、楊時，獨推楊時之學最優，楊時之信道最篤。“上接濂、洛之傳，下開羅、李、考亭之緒。”濂指周敦頤，湖南道州濂溪人；洛指二程，河南洛陽人；羅指羅從彥，李指李侗。羅為楊時門人，李為羅從彥門人。楊時最先受業程顥之門，繼又師事程頤。楊時尊師重道，求學心誠，有“程門立雪”佳話。能傳陸九淵之學者，有其門人楊簡、舒璘、沈煥。朱熹的及門弟子達幾百人，門人弟子遍布福建、浙江、江西、湖南、山西等各地。而朱熹成為一代名師之前也曾師事一胡二劉一李。一胡，即胡憲，字原仲，有“籍溪先生”之稱，從胡安國學二程之學，是二程之學的忠實門徒。二劉指劉勉之、劉子翬。劉勉之，字致中，因所居之處有白水，有“白水先生”之稱。劉勉之視朱熹為子侄，將女兒嫁給他。劉勉之是二程門生楊時的弟子。劉子翬，字彥衝，號病翁，體弱多病，隱居屏山下，有“屏山先生”之稱。他以儒佛一致論教導朱熹。一李，即李侗，字願中，與朱熹的父親朱鬆一同拜羅從為師，學二程之學。羅從彥是楊時的學生。在李侗的指導下，朱熹立誌為成“真儒”而奮鬥終生。張栻師承胡宏之學。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候仲良，傳其父胡安國之學，胡安國以程頤之友朱長文及靳裁之為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