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人造洞穴的發現
在法國中部維希附近格羅澤的小村子裏，坐落著屬於弗朗丹一家的農田。在1924年3月1日，當時埃米爾·弗朗丹隻有17歲時，他正幫祖父救他們的一頭牛，這頭牛掉進了他們的一個表麵平坦、安全、長滿草的牧場下麵。一個完全未預料到的人造洞穴就在他們腳下。
它的周邊是互相壓住的磚塊，其中有幾塊好像用高溫上了釉。洞穴可能是一處古代磚窯，或者也許是一處舊玻璃作坊。
當埃米爾和他的祖父成功地將他們的牛救上來之後，埃米爾走下去，更仔細地探查這個洞穴。僅僅幾分鍾，他就有幾個有趣的發現。沿著洞穴排放的是燒過的磚塊和石頭架子，還有大量的儲存壁龕。所有這一切都充滿著年代久遠的不尋常的物品。埃米爾發現了許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麵刻有鹿角和骨頭，他還發現了黏土刻字版，上麵刻有一種無人能讀懂的字母表。因為在附近還發現了大量的人類屍骸，所以，這個地區被稱為“死亡之地”。
2.史前文明中的考古大戰
阿爾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醫學工作者。當弗朗丹一家發現那個洞穴時，他正在維希行醫。他也是一位非常熱心的業餘考古學家。阿瑟·柯南道爾先生的《失去的世界》（1912年）一書中包括兩個學者：一個是查林吉教授，一個是反對他的學者，他們激烈地爭論著他們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論。不論柯南道爾的書是否突出了夏洛克·福爾摩斯，還是柯南道爾的一些浪漫的或者曆史性的人物，柯南道爾著作的一個了不起的長處在於：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是逼真的。柯南道爾先生把曆史上的男男女女情真意切地放在小說中描述。查林吉和他的對手是高級學者的完美典型，當他們的理論發生衝突時，他們互相猛烈批評。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羅澤事件激烈爭論中的一邊，而法國考古學界的大多數則站在另一邊。戰線因此形成了，互相間凶狠的攻擊持續了很多年。
（1）獨行俠的著作
莫利特於1925年4月26日走訪了弗朗丹農田，對這家人指給他看的東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細檢查了現場和其中的工藝品，並聲明它們是古代真品，有重要價值。
莫利特與弗朗丹一家達成一項交易。他們將擁有從牧場中發掘出的全部工藝品，但是，對於在那兒發現的東西，他有科學研究、報道和出版的獨家特權。
有關在格羅澤令人震驚的發現——特別是上麵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版的消息，傳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裏，他在專業界被廣泛認為是法國最著名的考古學家之一。他參觀了現場，現場最初給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樣。他因此寫信給莫利特：“在這裏，你得到了一個令人驚奇的地層，請給我寫一份有關你發現的詳細報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給‘曆史遺跡委員會’”。如果莫利特那樣做了，格羅澤故事的全部曆史將會完全不同。但是他沒這樣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沒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獨立的著作，題為《一個新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恥辱，因為他被排擠了出去。他想，他的權威和他的職業聲譽受到了威脅。他認為莫利特隻是一個業餘愛好者，而卻把他看成是20世紀20年代法國專業考古的縮影，他被異常地激怒了，因為這名僅僅是自命不凡的業餘愛好者，竟敢向“他”挑戰，而他認為自己是專家中之專家，是一位所有其他專家都謙恭地追隨和服從的人。
由於這種自負，卡比丹產生了強烈的報複心理。他聲稱，格羅澤遺址不具有權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製造了這個“發現”。
然而，不是所有法國有名的考古學家都跟著卡比丹隨聲附和。來自聖熱爾曼的學識淵博的教授所羅門·萊納齊，就站在格羅澤人一邊。萊納齊相信地中海地區是文明的真正搖籃，而不是巴比倫或遠東。如果格羅澤的工藝品是真實的話，那麼，格羅澤遺址將是他軍械庫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版也支持了曆史學家卡米爾·朱利安的理論，他曾對羅馬人占領高盧進行了專門的研究。法國學會推舉讓洛斯教授參與討論，此人研究了一件石製死亡麵具，認為它非常像貝多芬。雷內·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對格羅澤人團體的行列，他聲稱，洛斯沒有弄明白的東西，這件特殊的格羅澤麵具像貝多芬，是因為弗朗丹一家曾仿製了貝多芬的死亡麵具。由於真的貝多芬已於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爭論道，所有的格羅澤發現物都是贗品，恰是一種一概而論的結論，即製造被雕刻的骨頭和鹿角，它們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館樣品。而這些樣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樣的考古學界被公認的領導人的鑒定。
而後，論爭又加進了一位法律學家，叫做愛德蒙·貝爾，他認為他會在一些黏土製成的刻字版中查出草。他說，它們也許是贗品。亨特·查爾斯·羅傑斯，一位臭名昭著的古跡偽造者，像多森和皮爾當·斯卡爾在英國可恥的失敗一樣，“承認了”他曾製造了一些格羅澤工藝品，但是人們不認為羅傑斯的話是真實的，他會喜歡與格羅澤爭論有關的出風頭事情。
在20世紀70年代，當萊昂內爾為劍橋大學EM學會講課時，對這個課程的研究工作把一些人帶到了格羅澤。這些人與埃米爾·弗朗丹進行了長時間會晤，在與他見麵之前，幾乎是半個世紀以前，他搶救了牛並且有了重大發現。這些人也有很多機會來直接研究遺址自身和格羅澤博物館中的工藝品，就他們考慮的意見來說，埃米爾·弗朗丹是認真誠實的人，遺址是於1924年偶然被發現的，當時牛掉進了遺址中，其中發現的古代工藝品不是20世紀的偽造品。在這些物品和字母表的背後，無論存在什麼奇怪的曆史，埃米爾·弗朗丹所作的一切就是把這個秘密曝光，他沒有插手製造這些物品。
（2）熱發光的鑒定方法
熱發光的發現，使得態勢大大有利於格羅澤人。用熱發光的方法鑒定日期的最早工作和實驗是在愛丁堡和哥本哈根大學完成的，但是，現在各地條件好的實驗室都能做。例如，達爾豪西大學TOSL研究實驗室就是這個領域的重多領先機構之一，現在這些機構給私人收藏者、藝術館和博物館提供熱發光分析服務。
熱發光通常縮寫成TL，根據以下原理工作，即許多晶體如長石、石英、方解石和鑽石，能從諸如宇宙線、阿爾法射線、倍塔射線和伽馬射線等電離射線中吸收能量。這種能量釋放晶體中的一些電子，這些電子圍繞各自的點陣運動。因為這種點陣包含某種毛病和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些電子不可避免地會被這些不完備的地方所抑製。給晶體加熱或者引導高能光線射向晶體，會釋放出被抑製的電子，晶體因此將開始發光。通過測量來自發光晶體的光，熱發光法科學家們能估算出過去了多少年，因為能量在以前的某種場合丟失了，例如在窯燒陶器的過程中，而現在晶體構成陶器的一小部分地方。
假設一個酒杯是在4000年前燒製的，那麼，它的石英晶體曾含有的全部能量會因為當初的窯燒而被釋放出來。然後，如果這個酒杯不受幹擾地在地下躺4000年，既不暴露於熱也不暴露於光能量中，那麼，它將逐漸吸收自然界的射線。
今天，在熱發光實驗室中，如果把它放在一個密不透光的圓筒中，附上光量探測器，重新加熱，那麼當達到適合的溫度時，陶器樣品會再次發光。這個數據（加上會到達遺址的原有光線標準）就可能測算出陶器燒製的比較合理準確的日期。熱發光對格羅澤發現物的測試結果表明，最晚的時間是幾個世紀前，最早的時間可回溯到千年前。
這些年來，格羅澤發現的300多件物品中有27件陶器被人任意拿走。在幾處不同的十分有名的實驗室裏，經過熱發光檢驗，顯示出它們的年代平均大約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格羅澤，一顆在裝飾的大缸中被發現的公牛牙齒，人們對它進行了單獨的碳輻射日期鑒定，結果相似。一張包含格羅澤刻印文字的刻字版，在其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於17或18世紀的某個時間燒製上一層玻璃。即使有莫利特博士的幫助，好像也沒有弗朗丹一家可用來在那刻字版上刻印文字的任何方法。
莫利特和他的朋友弗朗丹一家被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卡比丹的學識淵博的信徒們和繼承者們，顯然在考古學上非常尷尬地丟人現眼了。
（3）偉大的“收藏家”
然而，為了對考古學有個公正的結論，需要搞清楚的是，懷疑論的主要依據之一是，在格羅澤發現物的“年代跨距”。它們不都是來自同一時期。在有些情況中，它們相隔幾個世紀，甚至更長。惟一的解釋好像是，這是收集的結果。可是，如果是這樣，那麼是誰收集的呢？又是為什麼？又是為了對考古學有個公正的結論，有關耕地農民、挖井人和礦工在各個時期發現的令人迷惑的古代物品的起源，存在著最怪誕和最撲朔迷離的猜測，直到科學的考古學和古代學出現並且確立了基本規則。
石器時代的遺址據認為是屬於天使、魔鬼、巨型動物、男巫和仙女。已滅絕的恐龍和猛獁的巨大骨骼據說證明了《聖經》上的記載，即“在那段時期，地球上有巨型動物”。當由燧石製成的箭頭被發現的時候，人們相信是精靈和仙人槍械製造者製造了它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