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山鼓作為地方民俗，並不局限於通山縣這一行政區域。它存活於同屬贛方言區的與之相鄰的陽新、崇陽、鹹寧等縣市這一範圍廣闊的鄂東南山區，隻不過通山縣的山田生地更多、更大、更高，相對也就更加封閉，保留下來的古老形態的東西更多一點罷了。故而，在比較之中，通山縣的打山鼓便顯得更加原始，因此也就格外引人注目。我們說通山的打山鼓中保留著某些更加原始的古老形態的東西，不僅是鼓匠們世代口傳著本文開頭的那段神話般的故事，在山鼓歌的一些傳統唱段中，我們還能見到，某些遠離我們時代的人物和事件，人們如今仍然是那樣的記憶猶新和津津樂道。例如在栽田鼓中，每天下午要唱一長段有固定曲調和固定唱詞的所謂《遊船》，它唱的是楚國著名愛國詩人屈原大夫的故事。當然，僅憑這一點似乎不足以說明什麼，但我們將當地的其他有關民俗聯係起來看，情況就大不一樣了。譬如在端午節劃龍舟這一民俗活動中，當地要在將龍舟送下水之前，舉行盛大的“招魂”儀式，通常由道士主持，待唱完《屈原空中下凡塵》之類儀式歌後，龍舟方能下水（這種情況，本世紀50年代以前在當地是最常見的）。我們從湖北民間歌謠的普查情況看，像上述兩種情況，全省並不多見。這當然不能理解為通山人民對屈原大夫有超出尋常的特殊感情，它不過是古老形態的人們對愛國詩人的懷念和追悼的再現。這就好比刀耕火種這種古老生產習俗一樣，平原等經濟發達地區已不可能再見到，而在通山等一些偏僻的山區角落，它依然存在著。由此可見，打山鼓這種習俗，其曆史是相當久遠的，說它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這種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沒有的。
與打山鼓相似的這種民俗活動，湖北的其他地區也可見到，鄂西一帶就有邊勞動邊唱歌的習俗，通常稱之為“薅草鑼鼓”。不僅如此，甚至在遠隔重洋的日本國，也存在“唱插秧歌”的相同習俗。日本民俗學家關敬吾先生編著的《民俗學》中，由最上孝敬先生執筆的第三章《生產與習俗》裏這樣介紹：“在山田、廣島等縣，曾有過盛大的插秧儀式。插秧儀式從清早開始，經過午飯、休息、直到傍晚，各自按一定順序進行。一部分人穿上新衣，唱插秧歌，另一部分人敲鼓、領唱、指揮。其餘的人隨著歌唱的節奏插秧。在相當廣的地區內，即使沒有這樣大的聲勢，唱插秧歌還是很普遍的。”同時，文章還明確指出：“與生產密切有關的一部分習俗，起源於信仰……許多起源於信仰的活動，不需要停止勞動，隻在勞動前後或其過程中進行……各地在田間勞動中，也有形形色色的祭祀活動，如插秧之前，要在田頭流水口架起木柴，擺上食物以祭祀田神；插秧後帶回三把苗來供奉灶神。”最上孝敬先生以大量的民俗調查事實為依據，認為日本的這類民俗起源於信仰。事實證明，中日兩國的民俗，有許多共同之處，他的這一學術觀點，同樣適合於中國。通山的打山鼓，也是與生產密切有關的起源於信仰的民俗，從“挖山鼓”中，我們還能覓見那種古老的具有民間宗教色彩的簡單的勞動前的祭神儀式。通常，鼓匠到達動土地點之後，先要在地頭插上三炷香，向土地菩薩三叩九拜，接下來再唱上幾首向土地菩薩祈禱的山歌，如：
到山來，到山請起土地牌，
請起土地拜三拜，保佑莊稼莫受災。
土地公、土地婆，土地公婆笑嗬嗬。
我問土地笑什麼？下年稻粟萬擔籮！
唱完這些歌後，再開始勞動。掌握到這些情況之後，我們對山鼓上何以要繪太極圖案之類的問題，也就恍然大悟了。如果將打山鼓與日本的“唱插秧歌”作些比較，不難發現，兩者相似之處甚多，就像一根樹幹上的兩條枝椏，故而可以這樣認為，打山鼓這一古老習俗，既有地方性特點，又具國際意義，內中確實蘊藏著許多值得深入探索的奧秘。
年，“通山山鼓”以舞伴歌的文藝形式，由通山縣文化館采錄整理搬上舞台，榮獲湖北省民間音樂、舞蹈電視比賽銀杯獎。可以肯定，它的挖掘整理，為我們研究民族文化，探討民俗學理論，繁榮創作，開展中日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都將會起到積極有效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