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中國這個專製落後的封建國家被現代化的民主和科學的國家轟開了一個缺口。有的學者認為：“西方對中國的挑戰，在形式上是軍事的、經濟的、政治的侵略，實質上，則是西方價值對中國價值的挑戰，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挑戰。”的確如此，中國的傳統價值和文化觀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就是在這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下開始走向現代化的。整個近代，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和社會方麵都發生了一係列的變化。中國早期現代化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民國成立前這段時期，是中國現代化的啟動時期，民國時期則是中國現代化的初步發展的時期。
1．近代中國政治製度的演變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時，清王朝閉關自守，夜郎自大，對世界潮流知之甚少，連國家觀和主權觀都搞不清楚。但在西方國家接二連三的打擊和內部矛盾的相互激蕩下，晚清的政治製度也在緩慢地發生變化。從國家體製來講，封建地主階級專政日益走向衰落，到了清末“新政”時，清王朝被迫打出了“君主立憲”的旗號，對中央官製進行調整。1912年1月1日，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則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製的政權，這是中國政治製度劃時代的變革。南京臨時政府雖然容納了一些立憲派和舊官僚參加政權，但這個政權的大部分實權掌握在資產階級革命派手中，如作為最高立法機關的臨時參議院，在43名參議員中，同盟會會員為33人，占全體參議員總數的76％以上。從臨時參議院所確定的各部總、次長名單看，同盟會會員為各部總長的雖隻有三個部（陸軍總長黃興，外交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但根據同盟會確定的“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原則，在孫中山任命的各部次長中，除海軍次長湯鄉銘外，其他次長均為同盟會的骨幹成員。《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是一部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在第一章《總綱》中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法院行使其統治權”，確定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政治製度，並規定了人民所享有的一係列民主權利，廢除了封建等級特權製度。因此，辛亥革命具有偉大的曆史功績，它完成了曆史賦予它的使命，是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
北京政府統治時期，是傳統政治和現代政治矛盾和衝突的產物。它名義上仍是采用民主共和製，但實際則是一個帶有民主色彩的軍紳政權。北京政府建立之初，在政權組織形式上仍采用責任內閣製，其中央組織機構是由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副總統、國務院和法院組成，其政體的核心仍是三權分立、互相製衡，並以內閣來輔佐、牽製總統。但袁世凱上台後不久就對這個政體進行破壞，廢除《臨時約法》，直至複辟帝製，這是對中國政治現代化的公開挑戰。袁世凱死後，段祺瑞掌握北京政府的實權，成立了臨時參政會和“新國會”，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名義上采用責任內閣製，實質上是一個軍人專製政體。這種政體至張作霖主宰北京政府後更為典型。張作霖推舉段祺瑞為“臨時執政”，臨時執政“總攬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對外國為中華民國之代表”。臨時執政不設國務總理。1927年，張作霖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軍政府不設立法機關、代議機關，國務總理和各部總長均由張作霖任命，這時中華民國政體已被破壞得差不多了。總之，北京政府“掌權者缺乏維護國家利益的政治理念和建設國家、改造社會的目標、綱領和措施，因而沒有凝聚各種社會勢力的號召力，也無法取得廣大民眾的信任和支持，隻有連綿不斷的戰爭和無休止的爭權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