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畫碑的產生要晚於造像碑，現在所見到的圖畫碑，刻立時間沒有早於唐代的。
顧名思義，碑體上麵刻有山水、人物、花鳥，以及景觀的平麵圖、示意圖和地理、地形圖等，都是圖畫碑。這些景觀物象，以線條的形式被鑿刻在石料的碑版上麵，是基於兩個原因，或者說造碑的人出於兩個方麵的考慮，即重要性和傳承性。到了唐代，可資利用的傳媒工具已經不少，隨著社會信息量的增加，信息的載體也更加多樣化。文字和圖畫可以鑄在銅鐵等金屬上麵，然而造價太高，工藝又比較複雜；退而求其次，石料則是更好的選擇，堅硬而可雕鑿，質密而不易毀損。因此，重要的信息和企圖永存的圖像，鐫刻在石碑上麵是最理想不過了。
《關中八景詩圖碑》是山水畫碑的代表作。
該碑刻立於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圖畫、詩歌和書丹者均為一人：朱集義。
“關中八景”又稱為“長安八景”，宋元以後許多文人喜歡把某地的風景名勝歸納為“十景”、“八景”，寫詩歌詠之，作畫展現之。魯迅曾批評過這種現象，說這些文人患的是“十景病”、“八景病”。“關中八景”大約是患“八景病”的明代文人提出來的。這八景是：“華嶽仙掌”、“驪山晚照”、“灞柳風雪”、“曲江流飲”、“雁塔晨鍾”、“鹹陽古渡”、“草堂煙霧”、“太白積雪”。在碑陽十六個方格內，分別鐫刻有右詩，左詩，上下錯開，圖文互補。每幅圖畫均配有一首七言詩，並附有簡短的說明文字，概述景觀曆史。
例如，“驪山晚照”詩雲：
幽王遺恨沒荒台，翠柏蒼鬆繡作堆。
入暮晴霞紅一片，尚疑烽火自西來。
線刻的山水畫品位也屬上乘。既無水墨的皴擦，也無色彩的渲染，全靠線描，刻畫者刀工的嫻熟，線條的流暢，其視覺效果決不在宣紙上設色的山水畫之下。題跋中說“讀其詩而煙雲萬狀，展其圖而曲盡幽人。”被譽為詩乃老杜（甫）再生，畫乃摩詰（王維）再現，並非溢美之詞。
《關中八景詩圖碑》應係集體創作，朱集義的詩、畫、書固然好，還有周王褒楷書題跋的工整，馮繡的篆額，周在豐的鉤朱，晉文煜、趙斌立石，高君詔刻字，楊玉璞刻畫，個個功不可沒，碑陰刻鬆鶴圖，更是錦上添花。
把碑刻做得這樣精致，把傳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詩、書、畫、印集於一碑，實在是很高明的創意，也足見此碑的刻立者是有很高文化智慧的人。
北宋趙匡胤乾德六年（968年），有一通佛道合刊的經文碑，即《佛說摩利支天經》碑和《黃帝陰符經》碑，碑版上均有：“佛”碑是人物畫，“黃”碑則是典型的宋代山水人物畫。作為經文中的，構圖簡潔，線條明快，形象突出，立意鮮明。說此碑開啟了山水畫碑的先河也不為過。此碑刻立於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道因法師曾在唐朝初年在慈恩寺幫助玄奘翻譯佛經。他的弟子玄凝為了紀念他，特請歐陽通書丹立碑。歐陽通是歐陽詢的兒子，以“善學父書”而著稱。碑體兩側浮雕著精致的波紋狀二方連續花卉圖案。碑座龜形，龜體兩側用流利的線條，鐫刻出兩組人物，都是高鼻深目，頭發鬈曲，裝束為域外風格，十多個人物中，有人穿靴，有人赤腳，顯示身份的不同。在龜趺兩側刻畫人物，在唐代碑刻中沒有先例。
唐代還有一通人物畫像碑，即《道德寺碑》，碑額篆書為《大唐京師道德寺故大禪師大法師之碑》，沒有刻立年代。從碑文知道，是十善尼姑在唐高宗顯慶三年（658年）給她師母善惠和玄懿刻立，述說師母善惠等在隋朝宮廷裏活動的情況。道德寺原在長安城弘德坊，後移休祥坊。此碑係1950年從西安郊區梁家莊出土，梁家莊所在地即原唐代長安城的休祥坊。碑陰上部浮雕蓮花龕中有七尊佛像；下部是線刻善惠和玄懿及其弟子們的位次圖，每個弟子像的旁邊，都刻有“大弟子尼”某某的字樣。這種前（碑陽）文、後（碑陰）圖的碑刻也為此前所未見。陝西博物館有一通元代延祐六年（1319年）刻立的《大開元寺興致碑》，下文的人物畫碑。陰線刻的人物圖像分為兩組，左右各五人，左側端坐者是勝光法師，右側端坐者是唐玄宗，畫家的名字就刻在碑上截的右邊“長安竇恭畫”。所刻畫的是開元二十八年（740年）正月二十八日，唐玄宗在延慶殿與勝光大法師辯釋佛法的場麵。碑文記敘的就是兩人問答的內容。唐玄宗問道：佛對於眾生有什麼恩德，致使他們舍君臣父母而向佛？假如理由充分的話，我也要信佛，假如沒有什麼緣由，我就要把佛除掉。勝光法師說佛對於眾生的恩德超過天地、日月，“義極君臣，親過父母”。君臣之恩則要看君的表現，君若聖明，則臣下盡忠；君若不明，臣當矯佞，意思是可以不忠。父母之恩，也要看父母能否慈訓和慈育。佛則永遠聖明，普救一切眾生，結論是“佛恩實大。”唐玄宗被說服了，他說，沒聽到法師宣講，我哪裏懂得這些道理？“自今以後，誓為佛之弟子。可於天下州府置開元寺一所，表朕歸佛之本意。”並賞賜法師禦茶、金銀淨瓶等，留偈一首曰：
三界猶如旋火輪，百千萬劫曆微塵。
此身不向今時度，更待何時度此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