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關於複課鬧革命情況的材料中，把畢業生分配問題作為“急等解決”的首要問題，作了如下反映：“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而今年畢業和招生人數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這不僅涉及教師和校舍問題，而且還需要解決這些學生是一批畢業出去，還是分批畢業的問題。”
畢業生分配問題雖然突出，但是在當時社會嚴重動亂，許多地區還未建立起革命委員會的情況下，中學畢業生的分配工作無論在動員組織方麵還是接受安置方麵都是缺乏條件和力量的。因此，雖然在1967年1O月上旬，出現了北京一些中學的紅衛兵自動前往內蒙錫林郭勒盟插隊落戶的先例，但卻未能成為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發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指示：“進行無產階級教育革命”，要依靠學校中的“積極分子”，“即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於是，大批中學畢業生被繼續穩定在學校進行所謂教育革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1968年，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問題更加顯得緊迫，積壓在校的畢業生已經不止是1966年、1967年兩屆，加上1968屆的初、高中畢業生，共達一千餘萬人之多。1968年上半年，大多數地區陸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中學畢業生分配問題也就到了不得不解決並有可能解決的時候了。
同年4月，中央轉發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畢業生分配是個普遍問題，不僅有大學，且有中小學”。文件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各大中小學麵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即“四個麵向”，及時做好畢業生的分配工作。
對於畢業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個麵向”，當時工礦、基層的情況如何呢？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卜年下隆訴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礎上，再降4.2%，隻相當於1966年的86.6%。整個國民經濟出現了全麵衰退的形勢，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是無法招收新工人的。大量的中學畢業生實際上已經成為城鎮的剩餘勞動力。所提的“四個麵向”實際上隻能麵向農村和邊疆，1968年7月、8月起，掀起了宣傳“再教育”理論的高潮。毛澤東發表了一係列指示，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的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
年底，毛澤東又發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全國掀起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熱潮。一度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以上山下鄉的形式逐漸消失。
透過這種已經變形的知青上山下鄉，我們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給全國造成的大動亂中，國民經濟急劇惡化，三屆畢業生積壓在學校“鬧革命”，大量地轉化為城鎮剩餘勞動力。終於在1968年爆發了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需要就業的嚴重問題。
這種極不正常的社會現象與“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局麵混合在一起，其陸質遠遠超出了勞動就業的範疇，使得社會動亂更加嚴重，局麵更加難以收拾，成為“文化大革命”由亂到治必須解決而又無法用正常方式解決的一個嚴重問題。於是，知青上山下鄉被賦予了當時盛行的政治“運動”的方式。這是知青上山下鄉演變成為一場運動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同於以往的知青上山下鄉的根本區別。
二、在“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成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運動知青上山下鄉演變成為一場政治運動，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以外，還與毛澤東認為要對青年學生進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斷拉平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的差距，以此來縮小三大差別的思想有關。隨著毛澤東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發展，他從個人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出發，把戰爭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識青年的經驗絕對化，對於科學文化知識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表現出輕視書本知識和課堂教學的傾向，認為“書讀得越多越蠢”，提出“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製要縮短”，階級鬥爭應該成為青年的“一門主課”，要在“革命的大風浪中”培養和造就接班人。以後，聯係到對教育戰線“兩個估計”的錯誤認識，他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對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的主張，把同工農相結合，作為“再教育的根本途徑”。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被認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根本途徑”。毛澤東在考慮防止中國出修正主義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把社會主義條件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麵存在的差別認為是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
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要把全國各行各業都辦成一個工農商學兵相結合的大學校的設想，要求學生“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這一想法也體現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被當作是“有利於密切城鄉關係”，“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複辟”，“反修防修的一項重大戰略部署”“縮小三大差別的戰鬥”，廣泛地加以宣傳。它反映出毛澤東試圖通過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同農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麵“劃等號”，不斷縮小三大差別的傾向。由於這些方麵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戰略高度，在指導思想、方針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麵都表現出了明顯的政治運動的特點。
（一）它是一轟而起，沒有長遠的整體規劃。在毛澤東發出。知青上山下鄉的號召後，各地方不區別具體情況，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鄉，連城鎮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時，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況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謂“一鍋端”、“一片紅”。從1968年底開始的頭兩年中，有四百多萬大中城市的老三屆畢業生下到農村和邊疆。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在曆史上是空前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後，產生了許多問題。很多青年在生活上長期不能自給，在口糧、住房、醫療等方麵存在一係列困難。問題不斷地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澤東根據福建李慶霖反映知青問題的來信，複信寫道：“寄上300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言辭間可見毛澤東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據毛澤東“統籌解決”的指示，當年，召開了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製訂一個長遠規劃”的問題。但是在當時，“規劃”沒有實現，政策仍是混亂多變，以至於有些地區又製訂出什麼“牛年招工，馬年下鄉”和“先下鄉，後招工”之類主觀隨意性很大的“土政策”。1976年二月，毛澤東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問題的信上批示：“知識青年問題，似宜專題研究，先作準備，然後開一次會，給以解決。”可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決”。1978年《全國知青上山下鄉工作會議紀要》指出，1968年至1978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缺乏整體規劃，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鄉青年中的不少實際問題長期未能解決”，就是對這種大轟大嗡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總結。
（二）在“大批判開路”的精神壓力下，采取了極端的絕對化的做法。在知青上山下鄉的高潮中，報紙上一再宣傳：“願意不願意上山下鄉，走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是忠不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問題。是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同資產階級‘私’字徹底決裂的具體表現。”並且表麵化地把這個問題作為看一個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惟一標準。在這種氣氛下，動員過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強遷戶口、斷絕口糧、給家長辦“學習班”和停發工資等施加壓力的錯誤做法。到了所謂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時候，知青上山下鄉運動被作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迎著階級鬥爭風浪破土而出的共產主義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幫”及其死黨，針對周恩來提出的對有培養前途的學生，“中學畢業後，不需要專門勞動兩年，可以邊學習，邊勞動”和鄧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學生好的，直接上大學”的講話，進一步把所謂“拔根”與“紮根”提到了“複辟”與“反複辟”，對資產階級法權限製與反限製的高度，再次把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推向極端，使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一個極其敏感的政治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