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它以“再教育”理論為指導，不切實際地要求青年在艱苦的環境中改造世界觀。在下鄉地點的選擇上，有些地方片麵強調越是困難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區舉辦了知青場隊，發展多種經營，但被批評為“下鄉不離城”、“下鄉不務農”、“違反大方向”。有的地區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產和生活條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從原動員城市運去。國家、單位、家長平均每年為一個知青花費上千元。由於負擔沉重，最後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選地區安置。
從以上幾點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在反修防修的思想指導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一場運動。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給我國曆史帶來了影響深遠的不幸後果第一，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給我國曆史造成的“人才深穀”的現象。據有關部門統計，“文化大革命”中，我國少培養了100多萬名大專畢業生和200萬名以上的中專畢業生，使我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出現了人才奇缺的問題，形成了我國曆史上的“人才深穀”。
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文化大革命”中斷教育，摧殘知識和知識分子等作法，而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加劇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斷，使得後果更加嚴重。在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開始的頭兩年，隻有一小部分青年能得到升學或就業機會，大部分青年都下到了農村、邊疆。“有的地區因初中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級學生，也隨畢業生到農村去安家落戶。”1968至1978年，全國上山下鄉的知青共達1623萬。一些年後，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獲得了學習的機會，因大多數人隻有相當於初中甚至還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基礎很差。同時，由於“讀書無用”、“讀書吃虧”等思想的廣泛流行，許多學生喪失了學習的積極性。這是長時間來教育質量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使我國人才整體在一個時期內，不論在數量上或質量上都嚴重不足，成為進行現代化建設所不易跨越的障礙。事實證明，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完全不是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宣傳的有利於縮小三大差別，加速向共產主義過渡，而是拉大了我國與正處在科學技術革命中的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
第二，造成了國家在經濟上的嚴重損失，加深了知青就業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為了安置知識青年，財政支出共達100多億元。雖然這些錢有一半支援了農墾事業，但是經濟效益很差。並沒有真正解決知識青年的就業問題。到了1979年，大批知識青年返城的時候，因為不少青年已經結婚生育，返城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國以後就業問題突出的一個高峰，給百廢待興的國民經濟增加了壓力。
第三，給部分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帶來損失，給大部分知青家長造成負擔，成為不利於社會安定團結的一個因素。對於大量的知青下鄉，各地農民是當作一個政治任務來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區，由於安置人數過多，增加農民的負擔，形成了與農民爭土地、爭工分和爭口糧的狀況，損害了農民的利益。多數插隊知青由於在生活上不能自給，要靠家庭補貼，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補助五元，多子女下鄉的家庭，負擔尤其嚴重，給許多知青家長在經濟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負擔。知青家長的不滿情緒，以及以後在知青升學、返城等問題上出現的不正之風，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第四，給知識青年在思想、文化、個人生活等方麵帶來許多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使數以千萬計的青年學生提前步人社會生活。
上山下鄉的實踐給他們帶來了一些有益的鍛煉，使他們開始體會到人生的甘苦，學到一定的生產勞動技能，對於農村和我國人口最多的一個社會階級一一農民有所了解，並且逐步感受到和繼承了我國民族勤勞、純樸的傳統美德。但是，這種收獲對於正處在人生黃金時代的青年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他們喪失了接受正規教育的機會，成為在文化、學識上準備不足的一代人。事實證明，脫離文化教育，離開文化素養的提高，孤立地談論改造世界觀，“接受再教育”，不僅不利於青年正確地實行思想觀念的變革，在思想上，精神上，個性上健康地全麵發展，反而易受各種落後的思想的影響。知識青年在若幹年後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開始。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奮起，不斷地拚搏，開拓。但是，這種一切需要重新開始的狀況，也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過早地喪失了對於生活的熱情和社會責任感，不能不說這是在一個時期裏一部分對於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發生“信仰危機”的一個社會原因。
在談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時，也許有人會談到上山下鄉對於青年來說，是一種難得的磨煉，而肯定它的合理性。習仲勳同誌說過：
“從動亂中走過來的一代青年，受到過毒害和創傷，也得到了其他時期所得不到的磨煉。”在這裏他講到了這個問題的兩個方麵，即傷害和磨煉。無疑，這是正確的。如果脫離開傷害去談磨煉，就將弄不清這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磨煉，是積極的，需要堅持和發揚的？還是消極的，必須反對和避免的？別林斯基說過“悲劇是一所最好的大學”的話，我們不應忽視這樣一點，離開了一定的條件，悲劇隻能是深淵，永遠成不了大學。今天，當我們談論“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時，是在肯定其悲劇性質的前提下，認為這對於青年是一種難得的磨煉。但是，決不等於承認這種磨煉，就否定悲劇的性質。
從以上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體現出政治運動的特點，對於這種把知青上山下鄉當作政治運動來搞的作法應該給予否定。
這裏，必須強調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間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做出的貢獻是不應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有許多人幾年、十幾年如一日地艱苦創業，他們在新疆、黑龍江等邊遠和不發達地區，創辦起、建設著諸如北大荒北京莊、江西共青墾殖場、湘潭紅旗農場、株洲知青林場等許多場隊，不僅為國家創造了財富，而且為創辦社隊企業作出了一定貢獻。他們中還有一些人熱心地為當地農民教學，行醫，在一些邊遠落後的地區起到了文化傳播和衛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絕大多數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農村、邊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奮鬥的足跡，有的甚至獻出了年輕的生命，對於他們在艱苦的環境和國家，民族所處的逆境中做出的貢獻，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他們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堅持在農村和邊疆，在向農業現代化邁進的曆程中起著骨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