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在衝殺兩年後，已完成了其造反奪權的使命，隻有使其分化、解體，送到深山老林，窮山惡水之地，“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作為文革時期青年運動的餘波，苦苦鍛煉近十年的紅衛兵究竟給山、鄉貧下申農帶去了什麼？又改造了什麼呢？
知青上山下鄉出現在50年代。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中寫道：“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這裏，已經把城鎮知青參加農業生產概括為“下鄉上山”。以後，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來，成為城鎮知青參加農業生產的一個習慣用語。
知青上山下鄉的出現是以我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為背景的。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做好動員組織中小學畢業生從事生產勞動的工作》，明確提出了當時動員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到農村的理由。社論說：“新中國成立的時間還短，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如果國家用分散經濟力量的方法把每個人的職業都包下來，那麼，工業的發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須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業問題是有一定困難的。”“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是十分巨大的，現在需要量很大，以後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一個按語中也指出：“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那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同時，他發出了號召：“一切可以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57年4月8日，由劉少奇主持寫成的《人民日報》社論《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更加明確地指出：“就全國說來，最能夠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容納人最多的方麵是農業。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小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由此可見，知青上山下鄉是與我國人口多，城鎮就業困難和實現了合作化以後的農村需要有文化的農民，廣闊的邊疆地區需要建設的曆史條件聯係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鄉從一開始出現，就有著特定的內涵和外延。
它的根本出發點，是試圖把解決城鎮剩餘勞動力問題和改變我國經濟、文化發展不平衡的狀況結合起來，在農村、邊疆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就業路子。它的範圍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學、就業的城鎮中、小學畢業生和一些自願從事農村、邊疆建設的青年。
1955年起，團中央先後在京、津、滬等十多個省、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到1957年底，城市下鄉青年已達7.9萬多人，回鄉的更多。在1958年，由於盲目擴大基建，大量增加職工，知識青年也不需要下鄉了，這一工作暫時停頓下來。必須提到的是，在這些下鄉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動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放棄了升學、就業的機會，立誌從事農村和邊疆建設的青年。他們在知識青年建設農村和邊疆的事業中，起了開拓者的作用。他們那種以大局為重，排除習慣勢力的阻撓，立誌改變農村、邊疆落後麵貌的思想境界和艱苦創業的精神，是有誌青年學習的榜樣，將永遠受到人們的敬佩。
在60年代，知青上山下鄉再次被提到日程上來，其原因除了我國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以外，還與我們的經濟建設中日益突出的問題有關。首先，它是由於我國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體製，生產關係過於簡單化。在勞動製度上，所有城鎮勞動力都由國家統包統配，勞動就業的出路越來越窄。其次，自建國以來，長期忽視計劃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調，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很高，使我國人口多、就業難的矛盾更趨突出。城市裏每年不斷出現的大量的新生勞動力需要就業的壓力，使動員城鎮青年上山下鄉成為一項長期的艱巨的任務。再次，60年代初，為了調整國民經濟，黨中央決定大量精減職工，減少城鎮人口，知青上山下鄉的作法也就顯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鄉的專門辦事機構，知青上山下鄉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有組織有計劃地開展的一項工作。以後，隨著經濟建設的不斷發展，這一作法逐漸成為調節配置城鄉勞動力的重要一環。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鄉與一定的曆史條件聯係在一起，隨著各種曆史因素的變化，知青上山下鄉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斷地發生變化。由於我國國情的影響，由於我們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在經濟體製、經濟結構等方麵存在著問題，認識上和工作中有著這樣那樣的偏差和失誤，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裏，城鎮青年就業困難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於是，對於擴大就業，支援邊疆、農村的建設有著積極作用的知青上山下鄉逐步變成解決城鎮部分青年就業問題的主要出路。在一個時期裏，這一工作表現出了連續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緊迫性。如果不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理順經濟關係，即使不出現“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鄉的作法仍然會繼續下去。不過，我們還應注意到這個時期的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總的說來，政策是比較穩妥的，大多數下鄉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較安定的。顯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青上山下鄉說成是所謂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任意歪曲曆史的作法。有些人因此而認為既然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應該連同知青上山下鄉一起給予否定的認識是不正確的；而那種以知青上山下鄉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為前提，認為應該繼續始終一貫地堅持這一作法的觀點，也是欠妥的。
作為勞動就業的一項措施，與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麵有著密切聯係的知青上山下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曆史條件下，變成了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的一個織成部分，其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國國情和經濟體製方麵的問題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給社會造成的嚴重的混亂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影響，使知青上山下鄉在無數個“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變成為一場運動。
一、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成為“文化大革命”由亂到治，解決大量中學畢業生出路問題的一項應急措施1966年，在毛澤東的直接領導和支持下，廣大青年學生出於對黨和毛澤東的信賴以及防止國家改變顏色的真誠願望，紛紛參加紅衛兵，走上社會“造修正主義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國，在社會的各方麵引起了極大混亂。
1967年第一季度，隨著奪權任務的逐步實現，中共中央發出了停止外出串連，大、中、小學開始複課鬧革命的號召。但是此時，嚴重混亂的理論宣傳，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斷作亂，已經使人們，特別是青年學生分辨不清正確與錯誤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決心，使他們仍然滯留在學校之外，與社會上各行業的造反派聯合在一起，到處揪鬥“走資派”，衝擊各級領導機關，武鬥流血事件層出不窮，出現了極度混亂的7月、8月、9月三個月。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大學、中學、小學一律立即開學”，“一邊進行教學，一邊進行改革”。於是，停課已久的各學校在領導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經費，教學設備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開始了所謂複課鬧革命。當然，複課鬧革命隻是流於號召。在各地方給中央文革的簡報中有如下反映：絕大多數學校“大聯合沒有實現”，“武鬥不斷發生”。許多學生不願到校，還有些學生“要求退學”。同時，複課鬧革命還麵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在廢除了招考製度，大學停止招生以後，全國中學已經積壓了1966年、1967年兩屆的初、高中畢業生沒有進行分配。大量積壓的畢業生，是使學校和社會動蕩不安的一個因素，並成為學校恢複教學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