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武漢發生了令中外震動的抗議遊行示威活動，數萬軍民反對以“中央代表團”名義在武漢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錯誤行為，結果被錯誤地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參與活動的部隊被指為“叛軍”、“搞兵變”。
7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紅尖兵”（即林立果）
的文章，公開鼓吹要“撤軍內一小撮”；8月1日，《紅旗》雜誌以“社論”的形式，煽動“揪軍內一小撮”。隨後，全國各地發生了大量衝擊軍隊的事端，對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在毛澤東的嚴究下，中央文革小組被迫采取舍車保帥的做法，將王力、關鋒、戚本禹從內部端出，把他們打倒。
王、關、戚的垮台，使極左思潮受到當頭一律，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廣大幹部群眾紛紛起來清算他們的罪行，否定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在北京，出現了學生們為所謂“二月逆流”翻案、外交部91人大字報簽名保陳毅、國防科委提出“擁護以聶榮臻為核心的”黨委正確領導和北大、清華炮打謝富治的事件；在上海，出現了批判江青、張吞橋和造反派的苗頭。林彪、江青等大為恐慌。
這是因為一方麵，他們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但新獲得的權力基礎還不牢固；另一方麵，他們生怕批判極左、批判王、關、戚的運動繼續進行下去，最終會把極左的總根子、總後台——他們自己暴露出來並被抓住。因此，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他們提出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問題，企圖以此來轉移鬥爭的視線，保護自己，鞏固他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獲得的權力和各種利益。林彪、江青等大造輿論，很快就把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部署付諸實施，楊餘傅事件隨之應時而生。
1968年3月18日，在接見浙江省赴京代表團的會上，江青說：“去年冬天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3月21日，她又說：“從去年冬天……右傾保守主義就冒頭了，今年就大肆活動了，表現就是為二月逆流翻案。”陳伯達、康生等3月中旬也在多種場合說：“目前在全國，右傾翻案風是主要危險”。3月22日，“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就被撤銷了職務，23日淩晨，三人分別遭到軟禁或逮捕。
楊、餘、傅為什麼被當作“右傾翻案風”的靶子加以打擊呢？這裏麵主要是政治鬥爭上的原因，也摻雜有個人之間的恩怨在內，而個人恩怨也是與政治因素糾結在一起，難以分開的。
林彪、江青一夥乘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之機，野心勃勃地開始從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手中攫取政權。“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作為國防部長，林彪深知軍隊對於奪取政權和掌握政權的重要性。因此，“文化大革命”後來發展到衝擊軍隊，要揪軍內一小撮，奪軍內“走資派”的權決非偶然，它既是軍隊介入“文化大革命注定要引起的後果，也是林彪、江青一夥必然要實施的陰謀的關鍵步驟。在軍隊中，林彪非常看重在現代化戰爭中舉足輕重、機動性最高的空軍。他曾對他的死黨、時任空軍司令員的吳法憲說：空軍是一個新軍種，全世界都在發展空軍。所以，我腦子裏經常研究空軍的問題。”林彪、葉群將兒女放到空軍“鍛煉”一個很快“培養”成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兼作戰部副部長，另一個也迅速提拔為《空軍報》副總編輯，這並不是“無心插柳柳成蔭”而是要控製空軍。正如吳法憲說：有林立果在空軍，就等於林副主席在空軍。
“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林彪靠誣陷搞掉了他認為不太聽話的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央軍委任命楊成武為代總參謀長。1967年“二月逆流”事件後，幾個老帥對軍隊的領導受到很大的削弱，林彪對軍隊的發言權進一步增強。5月]3日，北京軍內兩大派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紀念演出問題發生武鬥。在林彪、江青的支持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控製的“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搞垮了對立組織，解放軍總政治部、總後勤部、空軍、海軍逐漸被林彪的黨羽吳、李、邱所把持。但在北京，軍內仍非林彪的一統天下。這時的代總參謀長仍然是楊成武，老帥們通過他還是可以過問軍內的事情；
政委餘立金在空軍不是自己人，要害的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也不那麼聽話。這三個關鍵職位，林彪一直想安插自己的親信，他和江青合夥，終於抓住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機會，製造了楊餘傅事件，實現了“換馬”的意圖。
“揪出”楊、餘、傅，對於林彪、江青一夥來說，可謂一箭三雕。第一，轉移鬥爭的視線，保護自己過關。王、關、戚因揪軍內一小撮被打倒，林彪硬說楊成武與餘立金勾結要篡奪空軍的領導權，要打倒吳法憲。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謝富治。
楊成武的個人野心，還想排擠許世友、排擠郭先楚、排擠黃永勝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第二，尋找替罪羔羊，打擊”右傾翻案風“在一批又一批老一輩革命家被打倒、國家機器陷於癱瘓、軍隊全麵介入”文革“許多工作不得不依靠軍隊同誌來做的情況下，身居軍界高位的楊、餘、傅確實協助毛澤東、周恩來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如揪出王、關、戚，保護老幹部等。因此到1968年初，他們已成為林、江一夥的重要障礙，必欲除之而後快。林、江一夥認為，搞掉場、餘、傅，不但可以狠刹社會上的”右傾翻案風“而且可以借此進一步打擊他們的”黑後台——林彪、江青奈何不得的葉劍英、聶榮臻、陳毅等老帥，起到打草驚蛇、敲山震虎的作用。
第三，剪除異己，奪取軍權。在林彪、江青看來，楊成武、傅崇碧過去是晉察冀軍區的幹部，是聶榮臻的部下，因此是晉察冀這個山頭的人；餘立金原是新四軍軍部教導隊隊長，老首長是陳毅，也不是自己山頭的人。聶榮臻、陳毅被視為1967年“二月逆流”的“黑幹將”，恰好時隔一年，在1968年2月，北京及全國出現了為“二月逆流”翻案的呼聲。13日，外交部91名高級幹部聯合簽名保陳毅；月底，國防科委提出“擁護以聶榮臻為核心的黨委的正確領導，被斥為”多中心論，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這些活動聶、陳二人並不知情，卻被懷疑為幕後指使者，並殃及楊、餘、傅。此外，楊、餘、傅並不聽話，在很多事情上觸犯了林彪和江青。林彪在3月24日軍隊幹部大會上大批所謂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借打倒楊、餘、傅之機，以黃永勝等親信取而代之，更多地攫取了軍內的權力。
事件發生的緣起楊餘傅事件究竟是怎樣製造出來的？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這還得分別從他們三人與林彪、江青的關係說起。
楊成武得罪林彪、江青，主要是兩件事情。
其一，對林彪、江青“封鎖”毛澤東的指示。1967年7月至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楊成武隨行，充當毛澤東與中央之間的聯絡員。毛澤東沿途發表了許多重要談話，對“文化大革命”及運動中的很多問題的看法，與林彪、江青一夥大不一樣。如：毛澤東計劃“文革”三年要收尾，具體說，要在1968年春結束。而林、江則想時間拖得越長、運動搞得越亂、打倒的人越多越好，後來他們在1968年3月製造楊餘傅事件，說明他們是有意打亂毛澤東的部署。又如：林彪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毛在談話中對林的一些說法表示反感和厭煩。再如：毛對幾個老帥評價很高，采取保的態度，對陳再道也是一樣，而林、江則恰好相反。楊成武奉命回京向周恩來傳達了這些指示，老帥們都知道了毛的有關談話，而他卻沒有、也不願把這些話告訴林彪。葉群一再追問毛對林的評價，楊始終避而不答。
其二，在處理王關戚的問題上發揮了作用。也是在這次毛澤東視察三大區的途中，自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中央文革小組把持的《紅旗》雜誌8月1日發表了“揪軍內一小撮”的社論，小組成員王力8月7日在北京外語學院又發表了煽動奪外交部的權的講話。各地衝擊軍隊的現象日益嚴重。
造反派奪了外交部的大權，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全國形勢極為混亂。毛澤東後來曾說：“1967年7月和8月兩個月不行了，天下大亂了。”周恩來眼見局勢無法控製，坐臥不寧。他派回京傳達毛澤東指示的楊成武攜帶王力8月7日的講話記錄和其他有關材料，去向在上海的毛澤東彙報情況。毛澤東於8月中旬指出，《紅旗》雜誌的社論是“大毒草”，王力的講話是“大、大、大毒草”。毛澤東派楊成武飛回北京告訴周恩來，王關戚破壞“文化大革命”，不是好人，把他們抓起來。林、江一夥與王關戚的關係非常密切，王關戚是江青手下的幹將，出事前，林彪正準備將關鋒提升為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他們自然對在王關戚的垮台中來回奔忙的楊成武恨之入骨。
此外，“二月逆流”後，林彪、江青一夥曾要停發幾位老帥的文件，楊成武一直頂住，按規定照發。
以上所為，在他們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
餘立金主要也是在不傳達毛澤東視察時的指示的問題上開罪於林彪和江青一夥。因毛澤東在外巡視有可能要坐飛機，經楊成武建議，中央決定餘立金隨行。楊、餘因此受到林彪和吳法憲的猜忌。餘立金中途回京期間，吳法憲、葉群要他向空軍黨委常委及林彪彙報情況，由於毛澤東、周恩來明確指示他沒有彙報任務，餘立金十分為難，最終未作彙報。在“空軍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後來印發的餘立金所謂“罪行材料”中就說：“更加嚴重的是1967年8月，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三區’過程中，餘立金奉命回北京彙報，他不向林副主席彙報，有意封鎖林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