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力、吳鐸、戚本禹被揪出後，解放軍總參謀長楊成武，北京軍區司令員傅崇碧、空軍政委餘立金忽被解職。毛澤東是否知情？為何周恩來對楊、傅話中有話？
1968年3月下旬，首都北京春寒料峭。一個驚人的信息隨著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從這裏吹向全國：軍隊高層領導內部發生了重大變故，原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被打倒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正處於動亂之中的各地幹部群眾茫然不解其故，很想知道真實具體的原因。
事件披露的經過1968年3月22日深夜，北京衛戍區團以上主要領導幹部80多人被通知到人民大會堂北京廳開會。
23日淩晨1點多，林彪在會上突然宣布傅崇碧調任沈陽軍區第一副司令，限令即刻離京。陳伯達在林彪講到一些事情時插話點名說：“傅崇碧的後台就是葉劍英！”傅崇碧到沈陽一下飛機，即被軟禁起來。傅崇碧前腳剛走，北京就宣布他犯了“嚴重錯誤”，撤職審查。接著，傅崇碧的家四次被抄，親屬被逐出北京。
3月24日晚上7時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京和在京機關、部隊團以上幹部一萬餘人來到人民大會堂裏，等待著大會開始。會場籠罩著神秘、緊張的氣氛。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這些身經百戰的將軍們對一個又一個突如其來的政治事變深感意外，十分不解，頗有老革命遇到新問題的感覺。現在，他們在心裏揣測又將發生什麼新的政治風暴。一些敏感的人想到，“文化大革命”已經依次席卷了學校、機關、工廠和農村，盡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擔負著“三支兩軍”任務、處於鬥爭旋渦之中的軍隊本身能夠不受到衝擊、幸免於難嗎？特別是去年的所謂“二月兵變”，幾個老帥靠邊站後，7月又出現了所謂武漢“陳再道兵變”，“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全國甚囂塵上，軍隊幹部看來在劫難逃。隨後宣布的消息果然證實了他們的這種擔心。
9時30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來到會場，在主席台上就座。林彪宣布大會開始，並首先講話。他說：“今天這個會是要向同誌們宣布中央最近的一個重要的決定，最近我們黨的生活中間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發生了新的矛盾，發生了階級鬥爭中間新的情況。”接下來說出的事情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它牽涉到當時中國軍界三個位高權重的人物的命運：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一夜之間突然被打倒，楊成武、傅崇碧被撤職，餘立金被逮捕法辦。罪名是：楊成武同餘立金勾結，要奪空軍司令吳法憲的權；楊成武同傅崇碧勾結，要打倒公安部長、衛戍區政委謝富治；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等等。林彪在講話中羅列和曆數了楊成武的所謂主要罪行、大批他的山頭主義之後，又借題發揮，雲山霧罩地大侃了一通哲學上的相對和絕對關係的道理。聽眾除了感到震驚外，越聽越不明白。據林彪說，打倒這三個人，是“中央在主席那裏，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是會議決定的。
江青接著講話。她謊稱傅祟碧在楊成武的三次指示下“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並和林彪一樣，把楊、餘、傅和前一段被打倒的王、關、戚硬綁在一起，還遮掩說，中央文革中被打倒的王、關、戚，是“我們把他們端出來”的。
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了所謂“文化大革命”的五次勝利的理論。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偉大勝利是揭發了彭、羅、陸、楊，第二次偉大勝利是打倒劉、鄧、陶，第三次勝利是把“二月逆流”擊潰了，第四次勝利是把王、關、戚揭露出來了，第五次勝利“就是把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揭露出來了”。
康生發言認為打倒楊、餘、傅，“江青同誌起了巨大的作用，建立了特殊的功勳”，他說，“我相信楊成武背後還是有後台的，還是有黑後台的”。
姚文元最後發言表示，“完全擁護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決策和各項命令”。
會議整整持續了四個小時，一直開到25日淩晨1時30分。
這天，江青給新任命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溫玉成寫了一封親筆信，命人送去。衛戍區收發室的同誌還不知道傅崇碧已被撤職，說，我們隻有傅司令，沒有別的司令。把來信退回。江青得知後動怒，下令當天召開衛戍區排以上幹部大會，她要親自去傳達中央的決定。隨後，衛戍區一位副司令員、一位副政委和傅崇碧的秘書相繼被拘留、逮捕或隔離反省、離職檢查。
當天，中央軍委辦事組宣布改組，楊成武的組長職務沒有了，改由黃永勝任組長，吳法憲仍任副組長，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為辦事組成員。隨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央軍委常委不再開會，軍委辦事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林彪集團一手控製了軍委辦事組，也就把持了軍隊的大權。
盡管電台和報刊沒有發表任何消息，三位高級將領被打倒的事情還是從軍內傳向了社會。3月26日夜晚，天安門廣場東西兩邊各出現了一條巨幅標語。一條是：“打倒楊餘傅！”另一條是：“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撲！”一時群眾之間議論紛紛。
3月27日下午2時30分，中央文革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麵勝利誓師大會”，首都軍民10萬人參加。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等都出席了大會。會上，正式宣讀了中央的兩個命令。第一個是：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撤銷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職務的命令（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一）楊成武犯有極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職務，並撤銷其中共中央軍委常委、軍委副秘書長、總參黨委第一書記職務。
（二）餘立金犯有極嚴重錯誤，又是叛徒，決定撤銷其空軍政治委員、空軍黨委第二書記職務。
（三）傅崇碧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其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職務。
此命令發到團，傳達到全體指戰員。
第二個是：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關於黃永勝、溫玉成任職的命令（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根據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決定：
（一）任命黃永勝同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二）任命溫玉成同誌兼北京衛戍區司令員。
此命令發到團，傳達到全體指戰員。
在大會上，江青作了主要發言。她將楊、餘、傅作為“右傾翻案風”的代表進行批判，並與極左思潮的代表王、關、戚牽扯到一塊兒。她公開造謠說，傅崇碧帶武裝，沒有經過中央文革負責同誌的允許，開了兩部汽車，擅自闖入中央文革所在地。她還不顧事實真相說，北京大學有兩個戰鬥組織給毛主席、林副主席及中央文革寫了一封信，但沒有收到。結果傅崇碧派了一個人到北京大學去要信的底稿、要名單、要後台。這是不正常的，剝奪了革命群眾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權利。
大會之後，首都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打倒楊、餘、傅！”“打倒變色龍揚、餘、傅！”“打倒小爬蟲王、關、戚！”等大標語和揭發批判楊、餘、傅及王、關、戚的大字報，印有“三二四”、“三二七”大會“中央首長”講話的紅衛兵小報滿天飛，“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傅崇碧強行鎮壓北大學生”的謠言被大肆散布，不脛而走，整個北京處於一片狂亂之中。
事件發生的背景楊餘傅事件發生的背景和原因是錯綜複雜的。
但說到底，它是由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在“文化大革命”中出於奪取政權、首先是奪取軍隊領導權的需要一手製造出來的。
“文化大革命”自上而下地發動起來後，又自下而上地衝擊，波及範圍越來越大，鬥爭愈演愈烈。
從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批判發展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麵的鬥爭，從北京的大中院校開始，席卷到全國的機關、工廠、農村。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以所謂“一月風暴”為標誌，“文化大革命進入了實質性的全麵奪權階段，各地陷入一片動蕩和混亂之中。軍隊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未受到觸動，根據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軍隊和軍隊院校也不幹涉、不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的這種相對平靜、中立的狀態被打破了。
中共中央和地方黨委不得不一再委軍隊以重任，靠軍隊來保守黨和國家的機密、保護領導同誌的安全、維持社會秩序和穩定。起初，由於軍隊按照中央的規定代為保管各地省委的重要檔案，提供住所保護地方領導幹部，於是不斷受到各地造反派的衝0擊；後來，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1966年12月31日發出《關於對大中學校革命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1967年1月11日發出《關於廣播電台的通知》，規定廣播電台一律實行軍管；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批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不久，毛澤東又指示解放軍要支農、支工；1967年3月19日，中央軍委作出《關於集中力量執行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任務的決定》。
軍隊實行“三支兩軍”、逐漸介入“文化大革命”後，受到的衝擊越來越重，與地方群眾組織的矛盾越來越大，軍隊內部從上到下的分歧和鬥爭也越來越尖銳。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軍隊的高級將領開始起來采取措施維護軍隊的穩定，抵製“文化大革命”的錯誤。1967年1月28日，在當時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的提議下，中央軍委製定、頒發了《中央軍委命令》，共有八條。《軍委八條》的主要內容就是要保持軍隊的穩定。1967年2月間，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陳毅等黨內、軍內許多高層領導人，在懷仁堂政治局碰頭會等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係列做法表示了強烈的反對，史稱“二月抗爭”。葉劍英質問：“你們把黨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幹什麼？”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你們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這個支柱！”這場正義的抗爭被誣為“二月逆流”。在林彪的主持下，4月6日下達的《中央軍委命令》（即《軍委十條》）強調要“正確對待群眾”，實際上否定了《軍委八條》，支持了造反派衝軍隊、反軍從。全國局勢更加混亂，幾乎失控，軍隊和軍隊幹部麵臨著非常大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