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劉少奇最後一麵，即是劉妻王光美專案組正式秘密成立之日。這個動用幾千人的專案大組，終把劉少奇誣稱“叛徒、內奸、工賊”。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少奇專案組”采取弄虛作假、刑訊逼供等惡劣手段偽造證據。於1968年9月炮製出三本所謂“罪證材料”，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劉少奇打成“叛徒、內奸、工賊”。
設立這個專案組，既沒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議，更沒有通過中共中央全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那麼，這個“專案組”究竟是怎樣成立起來的呢？它都幹了些什麼呢？
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劉少奇受到批評，不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後，全國開展了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浪潮。但在這時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裏，許多事實證明，毛澤東仍把劉少奇作為黨內問題和人民內部矛盾對待，並非要打倒劉少奇，也沒有要對他立案審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見紅衛兵的群眾大會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特地走到劉少奇跟前，詢問了他的工作。生活情況。當劉少奇表示要到群眾中去接受鍛煉時，毛澤東說：你年紀大了，就不要下去了。這一情景，通過電視傳播到了全國。1967年1月初，北京建築工業學院兩派紅衛兵組織幾次“勒令”劉少奇到該院檢查。毛澤東獲悉後派人轉告劉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澤東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要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1月17日，毛澤東在會見一位外國黨的領導人時的談話中還稱“劉少奇同誌”，並且說：劉、鄧是不是能選上（按：
指中央委員），我的意見還是應該選上。2月12日至18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三次談話中講到：劉少奇看來九大還要選他當中央委員。
毛澤東什麼時候改變了不打倒劉少奇的態度呢？根據現有材料分析，作出這一決定的時間大約是1967年3月。
3月16日，毛澤東同意在重印《毛澤東選集》時刪掉原有讚許劉少奇的一段話。同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印發了關於61人出獄問題的材料，在批語中用了“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劉少奇、張聞天這個叛賣的決定”等嚴厲的字眼。3月21日，毛澤東同意調查劉少奇的曆史問題。在這段時間裏，戚本禹的批劉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在最後一稿中增加了攻擊、責問劉少奇的“八個為什麼”，稱劉少奇為“假革命、反革命”。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準，於3月30日公開發表。
是什麼促使毛澤東改變了對劉少奇的態度？主要是兩個原因。
首先是由於林彪、江青一夥的陰謀陷害。林彪、江青集團中的骨幹分子，幾乎都是靠反劉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們當然不願意繼續保留劉少奇的任何職位，從而對他們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脅。同時他們懂得，不經過毛澤東，打倒劉少奇是不可能的。於是，他們借用群眾揭發和專案工作等名義，竭力對毛澤東施加影響。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尚未結束，葉群子8月11日、12日兩次找人口授誣陷劉少奇的材料，要他寫成書麵揭發。13日，林彪看了寫出來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裏找這個人談話，要他把書麵揭發改成向林彪、毛澤東寫信的形式上報，並說“這樣更政治化些”。當天，林彪就把這封信和誣陷劉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轉”毛澤東。
在誣陷劉少奇的陰謀活動當中，康生是一個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曹軼歐出麵向中央一位領導同誌寫信，揭發王光美的所謂問題，並攻擊劉少奇包庇王光美。這封揭發信在部分中央領導同誌中作了傳閱。9月16日，康生親自給毛澤東寫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經組織決定出獄一事，並說什麼“少奇的決定，就使這些人的反共叛黨合法化了”。康生陰險的這一招，使毛澤東把劉少奇和整個幹部隊伍的問題看得更加嚴重。
在“懷疑一切”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群眾中也捕風捉影地揭發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許多造反派、紅衛兵組織把那些道聽途說、張冠李戴的事情鄭重其事地整理上報。林彪、江青等人利用這一情勢，有計劃、有預謀地將這類材料擇要報送毛澤東，有的在一定範圍內印發、傳閱。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形形色色的揭發材料，包括說劉少奇幾次被捕叛變等假材料，源源不斷地通過各種渠道擺在了毛澤東的麵前。
從毛澤東以後的多次談話看，在這些連篇累牘的材料中，對他影響最大的還是所謂被捕叛變問題，終於促使他從根本上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
後來他在接見外賓以及內部談話中，在講到劉少奇問題時，一再說“那時還不知道他的曆史情況”，是“我們紅衛兵現在查出來的材料”，並多次講了“被捕叛變”的例子。
其次，隨著“文化大革命”局勢的惡性發展，1967年以後，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影響下，各地造反派紛紛搶印奪權，派性惡性膨脹，局勢混亂不堪。毛澤東雖然采取了命令解放軍“三支兩軍”、號召大聯合、停止大串連等一係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發生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老一輩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同時，所謂“向走資派奪權”的部署在全國各地引起幹部群眾的不滿，受到普遍抵製。毛澤東既然在全局上堅持“文化大革命”，當然不能容忍這種種行為。他認為劉少奇雖然被批判了，但運動遇到了“劉少奇代理人”的抵抗，“從上至下各級都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現象”。這樣，為了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擊退所謂的複辟逆流，為了通過“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來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製全國性的動亂，於是一錯再錯，把劉少奇作為靶子，徹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夥在“倒劉”問題上起了極為卑劣的推波助瀾作用。他們除了不斷向毛澤東遞送誣陷材料外，還利用各種機會煽風點火，在社會上製造“倒劉”輿論，使之成為既成事實。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張春橋在中南海西門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指使他發動“倒劉”行動。
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宣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時，公然將劉少奇稱作“赫魯曉夫”，蒯大富從張春橋那裏領受旨意後，於12月25日發動“打倒劉少奇”的大規模行動，率領數千人到天安門廣場召開“誓師大會”，又分幾路到北京主要鬧市區廣播、演講、散發傳單，大量張貼“打倒劉少奇”、“和劉、鄧血戰到底”的大字報、大標語，並且醒目地貼到了天安門城牆上。
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徹底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在社會上刮起了一股“倒劉”狂潮。
與此同時，江青等人有意發動各方麵力量加強“倒劉”輿論。
12月30日，江青、王力、關鋒、姚文元到清華大學，對蒯大富表示“堅決支持”。
12月31日，江青單獨召見劉少奇的女兒，策動她起來造父親的反。在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從1967年的1月1日起，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多次去劉少奇住處騷擾、圍攻、批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把準備好的一卷劉少奇講話材料交給蒯大富，要他“回去後組織批判”。蒯大富回校後即組織人馬貼出了大量批劉大字報。
1月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將劉少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並將王光美綁架到清華大學，隨即又在社會上大肆宣傳了這次所謂“智擒王光美”事件。
1月9日，謝富治在接見全國公檢法係統赴京代表時，號召“全國政法戰線立即行動起來，向赫魯曉夫式的人物劉少奇、鄧小平開火”。
由於江青等人的策動，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劉”活動蔓延到了全國，並且愈演愈烈。毫無根據地攻擊、醜化劉少奇的行動到處出現，全國已經形成了“打倒劉少奇”的輿論環境。
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就在這種種複雜背景下開始了。
1966年冬，在極左思潮泛濫的情況下，“倒劉”氣氛日濃，社會上冒出了一些揭發劉少奇、王光美有所謂“曆史問題”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頭會上，議論了這些情況並提議組織班子進行審查。但當時劉少奇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設立審查劉少奇的專案組，決定先設立王光美專案組。大約在12月15曰至18日之間，擬了一個“王光美專案小組領導成員名單”。這份手寫的字跡了草的名單僥幸保存了下來。它既沒有標題，也沒有日期，更沒有注明是在什麼會議上、由哪些人研究決定的。然而，就是這份無頭無尾的名單，成了設立“王光美專案組”的依據。名單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