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左、支農、支工、軍管、軍訓，軍隊全麵介入“文化大革命”，並直到浩劫結束，其間是非功過，頗為耐人尋味，至今說法不……
“三支兩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文化大革命”中執行支左、支農、支工和軍營、軍訓任務的簡稱。
1967年至1972年，人民解放軍先後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人員達280多萬，他們“分布在全國各條戰線上，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人員之多，時間之長，是我軍建軍史上前所未有的”。軍隊通過“三支兩軍”，深深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渦中。派人民解放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三支兩軍”從總體上貫徹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方針，也帶來了消極後果。
人民解放軍從“不介入”轉向“介入”“文化大革命”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動的一場毫無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的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其結果必然是導致全國大內亂，造成巨大災難。“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一些地方就相繼發生了學生上街遊行、集會等事件，部分群眾也在“造反組織”的煽動下衝擊黨政機關。
中國人民解放軍應駐地黨委的要求，到工廠、學校去做宣傳、勸說工作，有的還去警戒會場，一度造成了軍隊和學生、群眾的關係緊張。1966年9月以後，軍隊按照中共中央的規定代為保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重要材料，一些部隊提供了秘密處所，把地方領導幹部保護起來，加上其他糾紛，軍隊因此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衝擊。軍隊的同誌普遍地對“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對造反派的亂衝亂揪亂鬥也頗反感。
1966年8月21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作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明確要求：軍隊不要介入學生與學生、群眾與學生的衝突；不準進入工廠、學校去搞宣傳勸說活動；地方黨政機關調動部隊時，須報中央軍委批準。10月5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也要求軍隊和“軍隊院校不要幹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11月13日，賀龍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革命師生大會上也提出：軍隊院校“不加入、不幹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參與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動，不參加遊行，不參加抄家”。
1967年初，隨著形勢的發展，“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所謂“奪權階段”。早在1966年底，毛澤東就提出：“1967年將是全國全麵開展階級鬥爭的一年”。1967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也宣布：“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正是在這種“左”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加上林彪、江青一夥從中煽動策劃，1967年1月4日和5日，上海《文彙報》、《解放日報》相繼被造反派奪權；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組織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篡奪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風暴。1月8日，毛澤東讚揚了上海的奪權，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這實際上是向全國發出了全麵奪權的號召。在上海“奪權”的影響下，“奪權”之風迅速刮遍了各省、市、自治區，全國處於“打倒一切”、“全麵內戰”的混亂狀態。地方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相繼癱瘓和半癱瘓，公安、檢察、法院等無產階級專政機關失去或幾乎失去作用；全國武鬥成風，交通堵塞，生產停頓，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社會秩序日趨混亂。這種失控局麵如果任其發展，就可能斷送新生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毛澤東為了確保“文化大革命”按照預定方針繼續進行下去，同時也為了把整個局勢納入可控的軌道，作出了派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決策。
1967年1月21日，安徽省造反組織計劃召開批鬥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大會，並要求軍隊保護會場，以防止“保守派”的衝擊。同日，毛澤東在安徽省軍區的請示報告上批示：
“林彪同誌：應派解放軍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以後，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求支持援助，都應這樣做。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應重新發出命令，以前的命令作廢。請酌。”
次日，毛澤東在接見軍委碰頭會議人員時要求他們“真正站在革命派方麵，像唱戲一樣，要亮相”，要求軍隊“能夠公開支持的，就公開支持，時機不成熟的，就半公開支持”。
這標誌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從“不介入”開始轉向“介人”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三支兩軍”的基本情況1967年1月23日，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作出了《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決定》重申了毛澤東的指示，說：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以後，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軍隊支持、援助，都應當滿足他們的要求。
所謂‘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人民解放軍應當積極支持革命左派。同時，《決定》還就如何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指示作出五條規定：
（！）以前關於軍隊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違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廢；
（2）積極支持廣大革命左派群眾的奪權鬥爭。
凡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左派要求軍隊去援助他們，軍隊都應當派出部隊積極支持他們；
（3）堅決鎮壓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左派的反革命分子、反革命組織，如果他們動武，軍隊應當堅決還擊；
（4）軍隊不得做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防空洞；
（5）在全軍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鬥爭的教育。
1月25日，《解放軍報》發表了題為《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的社論，強調人民解放軍“不能折中，不能調和，不能中立”，要滿腔熱忱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無產階級的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對於那些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組織，必須進行堅決鎮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拉開了“三支兩軍”的帷幕。
1月28日，為保證軍隊堅決支持、幫助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中央軍委發布了《中央軍委命令》（也稱軍委八條），要求軍隊“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采取正麵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但是，事情並非想像的那樣簡單。在開始階段，相當多的部隊官兵由於對人民政權和領導幹部的熱愛，不是支了所謂“左”，而是支了所謂“保”，反倒把一些造反派組織冷落了、壓製了。
1967年3月，為了解決軍隊在支“左”中存在的所謂“方向性”錯誤，中央軍委召開了軍以上幹部會議，林彪強調軍隊“要站穩立場”，“要堅定不移地站在左派這一邊，而不能站在右派那一邊”，“特別要警惕犯右的錯誤”。
中國人民解放軍曆來在全國各族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它的介入，不能不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一般而言，有無軍隊支持常常是“奪權”能否成功的決定性因素。人民解放軍在奪權鬥爭中，的確“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奪權”階段初期，上海、山西、貴州、黑龍江、山東等地的奪權，都是在軍隊明確支持下促成的。一些準備“奪權”的省市自治區；其成立的奪權籌備小組也“以解放軍為主”。